明等回部报告，本部担任全公亭、金山卫及其左海防与登陆之敌战斗，敌舰炮、飞机猛烈轰炸，官兵伤亡甚多。同时敌步兵反复由我阵地空隙冲入，将全营截成数段。我罗营长文庆当率在金山卫之机连一部及第七连与敌激战，反复冲击，战况甚烈。至午后六时，罗营长身负三伤，犹复率部二十余人向敌四出冲击，并令职等率部三十余人，向全公亭方面冲击，乘昏夜突出敌阵，闻罗营长已经阵亡，职率二十余人绕道金山回部。

    尽管这两份报告书已经来迟，但对于钱大钧等高层幕僚们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因为现在最高统帅部已经在着手准备南京保卫战。自从11月12日，上海陷落之后，南京的气氛就顿时紧张了起来，一个月前南京还似乎距离战火很是遥远，而在三五天之内，从高层到走卒贩夫，谁都已经意识到南京所面临的危机了。至于中日之间的这场如同雪球样越滚越大的战争究竟会发展成什么样，也没有人知道。

    11月12日，国民政府通过《中央日报》发表《告南京市民书》，这更是使得南京市民的恐慌心理进一步加剧。而城郊外已经出现了大批从上海战场撤下来的部队，这使得南京市内的紧张情绪更是火上浇油样的升级了。自从10月下旬局势恶变以来，有关于南京是守还是放弃的问题就一直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争论的焦点，钱大钧作为侍一处处长一直处于这场争论的风暴中心。

    其实争论的重点也就两个观念：一是南京为中国的首都，抗战初期不战而弃，对全国民众没法交代，更是影响士气与抗战热情；而另一个观念则认为“南京死地也，不可守”。前者认为南京的重要性在于金陵古都不但为民国首都所在，而且先总理的陵寝亦位于此，更何况，南京是“国际观瞻”所在，国民政府特使蒋百里此时正奔走于欧洲，寻求国际列强及舆论的干涉与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轻言放弃南京。

    而后者则认为，守南京，首先在于作战部队有多少。上海作战中，国军精锐部队伤亡惨重，此时正向皖南、南京方向败退，就算集结休整完成之后，就现在的形势来说，根本就无法再与日军对决，兵疲将乏，士气低落，如何守？这样一来，也就等于形成了一个纠结难解的问题：南京守不守？如果不守，怎么给国民作出交代？如果守，谁来守？怎么守？

    这是一个关系到千百万生命乃至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很难一时作出决定，但这却又是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自从日军第10军登陆杭州湾之后，整个11月上旬，淞沪战局形势急转直下，日军华中方面军数路疾进，直扑苏州、嘉兴一线，此时的南京已然危在旦夕，如果国民政府不尽快作出决定，那么时机将转瞬便逝。南京是守是弃，问题已再不能拖下去了，日军攻陷上海之后，最高统帅部就已经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了，南京的防守问题不得不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