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师团并没有停下脚步，该部在10日夺占了江桥镇之后，又于13日攻占南翔，14日进占太仓，而后准备向支塘镇推进。

    日军进展迅速使得国民政府的军事统帅机构的最高军事委员会意识到必须在短期内拿出断然的决定，就南京之守备工作作最后的准备。为此，最高军事委员会连续召开相应会议，商讨首都防御事项。由于前敌总指挥陈诚和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均在一线指挥，未在南京，故而第一次有关商讨南京保卫作战的会议也就只能由军政部长、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作战厅厅长刘斐等对一线情况并不十分清楚的高层实施讨论，蒋介石委员长出席了这次高级幕僚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首先便是“是否守卫南京”。

    作战厅厅长刘斐认为日军利用在淞沪会战后的有利形势，必然以优势的海、陆军配合空中力量，沿长江、沪宁线、京杭线等水陆交通线西进，而南京位于长江弯曲部，地形上背水，敌人可以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以从芜湖截断后方交通线，然后海、陆、空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于立体包围形势下，不易防守；而且国民政府军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损失都很大，不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整训，也难以恢复战斗力。为贯彻持久抗战方针，应避免在南京进行决战。建议在南京作象征性的适当抵抗，然后立即主动撤退，使用兵力不应超过13个团。

    对于刘斐的意见，何应钦、徐永昌也表示同意，他们同样认为南京不可死守。毕竟南京在历史上已经被破城数次，明惠帝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夏，燕王朱棣起兵于北京，靖难四载后，终自金川门破入南京，自此大明王朝江山易手；清文宗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三月十九日，广西起事之太平天国军占南京，是为自清代明后，古都再易天下；清穆宗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六月十六日，湘军九帅曾国荃以兵攻南京，破之，清军屠城三日，城内再是血流成河；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关江边，日、美、英、法、意诸国兵舰炮击南京，死伤2000多人，是为“南京事件”。

    身为一个中国人谁都担心“秦淮长河顿为水赤，堆垒尸首累积如麻，南京城内日夜火光不息，破城敌军掳掠焚杀，无所不为，是为令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恶鬼、邪魔之所闻有过之无不及，沿街死尸横叠累累”的情形再次上演。

    也因为是如此，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坚决认为南京不可死守，他认为应该放弃南京，理由是在淞沪会战中，国军部队伤亡数十万，部队损失惨重、疲惫至极，武器损失所剩无几，向南京集结的部队也多是由淞沪战场上撤退回来的，而且是一路败退，士气和战斗力均已不济，甚至部队建制都不全。反观日军，武器精良，携新胜之威，且是水陆空三军立体进攻，在此情况下，南京面临的不是守与不守的问题，而是无法防守的问题。

    而对于防御南京的问题，正在外围收容集结军队的前敌总指挥陈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也致电军委会，与刘斐、白崇禧等人持类似的观点。对于南京的防御问题，早些时候，当最高统帅部决定淞沪战线的各部队后撤时，蒋介石委员长曾电召当时兼任左翼军总司令的陈诚到南京面商是否防守南京的问题。而那次面觐时，陈诚就认为不应死守南京，并从军事上陈说了不能守南京的诸多理由。

    但擅长琢磨委员长心思的陈诚却又留下了一句隐语，他说，“从纯军事角度而言，避免在南京决战是正确的，然从政治角度而言，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必要的有限防守还是需要的。但就得看怎么守了”。所以在刘斐、白崇禧、徐永昌皆说不可守南京的情况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听了参谋本部的关于南京城防工事的具体落实情况之后，并没有开口，只是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