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办事处联系过。调来东北后，赵不愿反共打内战，暗地同中共人员取得联系。

    1948年2月，解放军解放开原时俘虏了一批国民党的军官，拘押在县公安局，其中有一个叫孙靖波的，曾任过国民党副师长及安东保安第二支队司令等职，他和赵国屏有点亲属关系。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开原站站长程光烈就积极做孙靖波的工作，与孙谈妥，将他释放，由他到铁岭去找赵国屏，并同中共地下党联系。不久，赵国屏带来口信，表示在适当时机，可以同中共联系。

    1948年6月，中共东北局社会部从哈尔滨派李书城(又名李述笥)，带吕正操、于毅夫的亲笔信来沈阳与赵国屏会面。李书城的丈夫曾经为第三国际做过情报工作，她但任交通，后来她丈夫被捕牺牲。李书城和赵国屏是同乡、同学，还有点亲戚关系，是赵的表妹，沾亲带故。李自我介绍，她是中共派来专做赵的工作的，并出示于毅夫、吕正操的亲笔信，信上劝赵把握时机，采取行动，率部起义。

    赵国屏看到当时国民党节节败退，形势危急，正急于想同中共取得联系。但和李书城初次见面，不免小心试探。他板着面孔说：“你怎么敢来？不怕我把你扣押起来吗？”

    李书城严肃地说：“不怕！要怕我就不会来了。我们共产党人以完成党的任务为最大光荣，其他不计，但我们也估计到你不会那样做。”

    李书城以中共名义提出起义条件：保持原编制，保证官兵人身安全和个人财产不受侵犯，与解放军平等待遇。作战时，战场上让路，可以按起义看待。具体事宜，可派人与开原站联系。

    赵国屏这时才真心告诉李说：“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你来得正好，不然我还想派人找你们呢！不过现在我还不是军长，而是副军长。第五十三军4个师长，其中张儒林、毛芝荃两师长都是我当师长时期的团长，平时相处甚好，跟我行动是没有问题的；第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虽然和周军长是亲戚，但他是看风头的人，由于利害关切，争取他也不会有多大问题，只有第一三○师师长王理寰，平日关系不甚好，没有把握。

    军长周福成非常顽固，不易争取。我虽然做不到全军整体行动，但是争取部分起义是没有问题的。请你向各师直接打入，我在内部尽力而为。假如我当了军长，立即开始行动。我们要不断地保持联系，积极做好准备工作。但对于第五十三军以外的其他部队，素乏往来，关系不够，无法提供情况。”

    赵国屏还说：“起义，我早晚是要干的，而且要整个干，不零干。”

    李书城到开原站向程光烈汇报了赵国屏的情况，又回到沈阳，住在铁路宿舍，以便随时与赵取得联系。

    此时，在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8个军10个新编师都遭重创，有的损失殆尽。在全国其他战场的国民党军也同样损失惨重，败局已定。一些高级军官都表示悲观情绪。大家晤谈时，都感到早晚必败，没有出路，问到从战场归来的将领情况如何时，多回答是“快完蛋了”。有一次第五十三军开高干会议，会后赵国屏和张儒彬、毛芝荃、刘德裕几位师长有意识地闲聊，赵说：“共军优势兵力指向锦州，这一着来得真厉害，锦州如不保，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我们腹背受敌，是非常严重的局面。作为一个将领，应当看清形势，但不可乱讲。”

    毛芝荃师长说：“我的部队都是新兵，打起来不顶事，要沾大家的光。”刘师长说：“这个仗没法打，我们师的兵与羽鹏(毛芝荃别号)所说是一样的。”张师长说：“咱们听副座的吧！”赵国屏说：“军部的办法没有什么高妙，还不是根据大家的意图来做。只要大家团结一致，认清局势，会有前途的。”

    当锦州战况吃紧的时候，第五十三军第一一六师撤回沈阳。掩护全师撤退的丁赞尧团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