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小说中，王安忆则有意突现出性爱本身具有的美感，而舍弃了一切外加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意义。这组作品以一种强烈的震撼力还原出生命存在形态中的本能欲望，在对人性之根源的探询中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至于刘恒的小说如《狗日的粮食》、等，又比王安忆的创作更进一步消除了人性中精神性的因素，把全部笔墨都集中于对“食色”的描写上：像《狗日的粮食》写一个丑陋的瘿袋女人，她所有的生活内容就在于生孩子和挣粮食，的基本情节则是一个通奸故事，其中主人公杨天青的生存价值也只有通过生殖才得到肯定。所谓“食色”的根本其实就是生命的繁殖与维持，这里不存在任何超出生存本身的意义。刘恒的这些小说直接写出了人类生存的基础，由此描写出一个原始纯粹的本能世界。

    不过像刘恒这样一种对人性的生理因素的极端化探询，在新写实小说中并不多见，进入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特别是在方方、池莉、刘震云等作家的创作中，主要体现出一种对人间凡俗性的展示。以池莉的为代表，这篇小说写一个普通的城市人度过的平凡的一天，他为各种各样生活中的问题所烦恼着，但又都没有真正解决的可能，小说的意思大致是说，这种平凡单调的生活就是现实社会中人的生存本相；又比如方方的《风景》赤裸裸地描写了都市贫民家庭中粗鄙的生活状况，刘震云的《单位》、写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平庸琐细的状态，叶兆言的《艳歌》写由恋爱到结婚的夫妻生活中浪漫色彩的无所见容，可以说这些作品都致力于描绘生活中凡俗性的一面，将一切宏大崇高的思想观念都排除出去，从而再现出这些作家所认为的生活原生样态，也就是所谓的“纯态事实”. 就这种凡俗性本身的描写而言，无疑有着开拓性的意义，它至少打开了一个关注当代现实生存状况的新的写作空间。与这种凡俗性的叙述内容密切相关的，是这些作品在叙事方式上也必然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情节构成与典型人物塑造，以往小说必不可少的戏剧性情节转换为琐碎的生活流过程，使小说中的事件以看似未经加工的偶然无序的状态呈现出来，人物的思想行为也随生活状态不同而随机变化，既然取消了典型性格，也就自然削弱了存在于人物背后的意识形态内容。

    相对于传统的现实主义，这种叙事方式在主体性方面显得比较冷漠暗淡，即所谓“消解激情”的写作，也就是评论界所归纳的，新写实小说取消了作家的情感介入，以一种“零度情感”来反映现实。它主要表现为叙述者的功能弱化倾向，即新写实小说的叙述者往往是比较单纯的旁观者，他不像传统小说的叙述者那样能随意进入到被叙述人物的心理中去做洋洋洒洒的分析，也不会经常进行深入的自我阐释，即便偶尔发表几句意见，多半还是采用自由间接语体的形式，将其含混在人物意识之中，并不显示出明确的判断倾向。[3] 这样一来，作家的主体观念与情感态度都没有直接的机会呈现在文本层面，当然，根本上依旧不可能取消主体对文本的支配力，只是这种支配力相对变弱了。这种倾向的价值仍在于突现出生存本身，以及相应的对于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存疑态度，但不难看出其中明显存在着某种消极效果。这就是作品中对所描绘的那种平庸无奈的现实生存状况逐渐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所有改变现实的理想因素都被消解，最后存留下来的潜在态度无非就是迁就、认同于这种本来极需改变的现状。如果要对这种倾向再深究下去，或许可以理解这正是由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境况所决定的。尤其是在1989年夏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因为政治改革的愿望受到挫败，引起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反省竿放弃，新文学传统中一向明确有力的现实战斗精神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弱化了。新写实小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