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人文精神的失落”. 事实上，由于旧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工作长期都回避了利益问题，因而当商品经济大潮袭来之后，知识分子顿时失去了经济地位（也包括心理适应）上的平衡，最浅显的表现即是坚持纯粹精神劳动的作家不能凭此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与此同时，他所从事的事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日益被挤向了社会的边缘。这些切身相关的价值及生存难题，造成了9 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内部出现的一种商业化倾向，有的知识分子主动地放弃了自己的岗位和使命，而把所谓“生存”放在第一位，为了“生存”（事实上，也就是为了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也能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部分作家争相“下海经商”，摇身变成“经济型文化人”，也有些作家在追逐商业利润而丧失了精神上必需的内敛与自律，炮制了大量媚俗的作品。深入来看这种文化现象，可以发现其中暴露出中国知识分子长久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产生的某些固疾，这就是其独立人格的萎缩与丧失，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巨大残缺才导致知识分子主体精神在商业冲击下那样不堪一击，并进而形成了愈加恶劣与粗鄙的物质拜物教。当然，这仅仅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此引发了9 0年代初由相当多的坚守岗位的知识分子参与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有关的深思与探讨表明，人文精神的保持与坚守不应该要求于变动中外在的社会规范（即不应要求市场腑济的社会环境如何来迁就自己），而是首先需要知识分子在此情境下反省自己并坚固内在的心理规范[2].社会转型中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主要困境，并不是选择还是拒绝市场腑济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市场腑济的社会体制下保持和发扬知识分子原有的精神传统。“五四”以来知识分子长期与现实社会的批判斗争中形成的人文精神，在一个启蒙话语受到质疑的时代里，究竟能否利用相对宽松多元的文化环境进一步发扬开去，还是在随波逐流的淘金梦里消蚀散尽？市场腑济以表面上的自由放任来消解传统意识形态的一元性规范，但同时对整体性的人文精神也起着腐蚀的作用，它具有“双面刃的”效用，既能消解意识形态的遮蔽，但也会消解一切精神性的存在，显现为一种破坏性及粗鄙化的向度[3].这就使知识分子利用市场腑济规律来争取文化消费对象、弘扬人文精神的努力始终像在走钢丝那样，充满了冒险的刺激和失落自己的危险。8 0年代以来，从崔健的摇滚、王朔的小说到苏童等先锋作家走影视的道路，都可以看到这样一条反叛到归顺的艰辛路。

    以被称为“中国当代商业写作第一人”的王朔的创作情况为例，从作家个体层面上来看市场对文学的影响力。王朔早期致力于写作“言情”及“犯罪”题材的小说，包括、《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玩得就是心跳》在内的一系列作品，均成为8 0年代以来最畅销的文学读物，其后他发展了极有个性化的“调侃风格”，在、、《一点正经没有》等小说中十分成功地触动了读者的阅读兴奋点，他的文学创作的商业倾向愈加明显，并促使他最终放弃小说，转入纯粹商业性的影视剧创作，经他策划和编剧的作品有《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等，都曾经轰动一时，成为开拓中国当代商业影视创作的先锋。在此过程中，王朔始终明确标榜他的商业化倾向（及相应的“躲避崇高”和“我天生就是一个俗人”的创作理论），在开始写作的时候，他以北京下层社会的市民立场对“文革”以来的虚伪的道德意识和社会时尚作了辛辣的讽刺，顺应了当代社会中骚动不安的主导社会情绪，具体表现在作品里的，正是他无所顾忌地亵渎神圣的放肆、撒野以至于颓废的语言艺术。但王朔在嘲讽理想主义的同时已经显露出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拒绝人类理想的暗疾，9 0年代以后，在理想主义受到普遍唾弃的风气下，他在致力于影视剧制作时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