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将尉士兵混同冒功。士兵军功之特异在于：陷队之士（敢死队）优待军功，十八人斩首五级，即人各赐爵一级；若战死，则允许家人承袭爵位。而大小将官的军功，则不以斩首记，而以胜败记。若将尉也以斩首记功，一则容易冒功，一则容易使将官忙于斩首而忽视号令职能。这种胜败之功，又以职务高低分为两个等次：什长（统十卒类似班长）以上，千夫长以下（统称军尉），皆以每战总体杀敌人数是否超过定数记功；千夫长之上的将军，则以攻占城池、杀敌人数、最终胜负等三方综合论功，尤以最终胜负为根本。《商君书·境内篇》提到了两种定数：百夫之旅，每战斩首三十三级以上者，百夫长等同士兵之斩首一级；将军统兵野战，每战斩首八千以上，并最终获胜者，该将军等同士兵之斩首一级。这种军功制，山东六国谓之“本赏”，意为以战胜为根本论军功。孤立地看，尚难以知其在当时的意义。而若与山东六国军功制对比，则立见高下。当时的山东六国，只有斩首之赏，而没有胜负本赏；也就是说，只要斩首，虽战败也有赏赐，没有斩首，虽胜亦不赏赐。显然，这是极不合理的。荀子在《议兵篇》评论秦国军功制说：“秦人……非斗无由也，功赏相长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三大类中，士兵之功、军尉之功，皆由上将军府会同考功署确定封赏等次，后报秦王以王书形式下达即可，不列入朝会封赏之列。所以，蒙毅所要完成的最大一宗是将军军功。若以万人两将军计之，则秦军六十万便有一百二十名将军，再加上国尉府与关塞系列的其余将军级的武职官员，至少当在两百余人。要将如此之多的将军军功准确无误地在一个月内辑录确定下来，诚为不易也。

    其二，政功。又分为建言之功、统事之功、民治之功三目。

    所谓政功，即与军功相对的文官功绩。商鞅在秦国变法之彻底，体现在方方面面。以赏功制而言，以“奖励耕战”为轴心，臣民于国有功皆赏，文治之功更不能忽视。作为国家体制的基本一面，秦国政府官员也有爵位系列，与军功爵位是分中有合的两个系列：高端重合，常态两分。文官是十一级爵位，从低到高分别是：有秩吏、后子、君子、大夫、显大夫、客卿、上卿、公、关内侯、列侯、君，其最高三级，与军功爵重合。当然，从实际情形说，战国百余年前后定会有所变化，不能一概而论。就功绩论，谋划之功主要是计从属官吏的襄助功绩，各种言官的建言功绩；统事之功，则多涉大臣，是计各署主官的为政功绩；民治之功，则多涉郡守县令及地方官吏之政绩。其间重合，自不待言。

    政功殿前封赏不包括吏员。也就是说，吏的功绩不由秦王在朝会封赏，而由丞相府、国正监会同确定封赏等次，再报秦王以王书名义颁行。依秦国法度，君子（含君子在内）以下的三级为吏，俸禄大体在一百石上下至三百石上下。蒙毅所要做的，是辑录确定全部官员功绩。政功弹性极大，繁细多变远远甚于军功，录功实在是很难的一件事。

    其三，民功。又分为耕耘之功、商旅之功、百工之功三目。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民爵之实施已经深有根基，庶民对爵位的追求与尊崇也已经浓烈异常，蔚为风尚。以至后世学人指斥云：“”秦国民功封赏大体有三种情形。其一，农人耕耘有成，多纳粟谷超过定数，即可记功，交纳功绩累计到定量，即可拜爵一级。此等定数究竟几多，史无可考了。然《史记·秦始皇本纪》所列的一则救灾拜爵记载，却大致可见端倪：“始皇四年，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其二，商旅、百工或以作为，或以金钱，或以财货，或以义举，但凡助国，俱可记功。功绩累积到定数，即可拜爵。秦王曾专门给商人寡妇清记功拜爵，还立了一座怀清台便是例证。其三，民众在特殊时期或服从法令或勇赴国难，亦可群体记功赐爵。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