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墙上的水泥就被震落一些。

    他回到霍尔尼床边，发现老人正弯着身子打电话，要接线生帮他拨一个到瑞士的国际长途。“喂，”霍尔尼对着在日内瓦的一位儿时好友说，“是我，吉恩·霍尔尼。我在喀喇昆仑山区盖了一所学校。”他的声音充满了自豪，“你过去五十年里又干了什么事?”

    霍尔尼在瑞士和太阳谷都有住所，但是他选择在西雅图度过最后时光。圣诞节还没到，他就搬进了西雅图皮尔山山顶的维吉尼亚·梅森医院。天气好的时候，他可以从私人病房里眺望艾略特湾和奥林匹克半岛，但因为健康情况急转直下，大部分时间他都只能逐条审视病床．匕的法律文件。

    “霍尔尼在世的最后一个星期都用来修改他的遗嘱。”摩顿森说，“只要他生一个人的气，就掏出签字笔，把那人的名字从遗嘱里删掉。然后他会打电话给律师，不管是清晨还是黑夜，务必剥夺那个被他划掉的人的继承权。”

    这是摩顿森最后一次做夜班护士。他把家人留在蒙大拿，自己二十四小时陪在霍尔尼身边，帮他洗澡更衣，调整导尿管。他很欣慰自己有能力让霍尔尼最后的日子过得舒服一点。摩顿森又洗了一张十英寸的科尔飞学校照片，挂在病床对面。他把上一趟旅行时霍尔尼给他的摄影机接到电视上，播放科尔飞村民生活的视频。

    “霍尔尼走得并不平静，他对自己即将死亡的事实感到愤怒。”但每当老人躺在床上握着摩顿森的手，看着科尔飞的孩子们用不完美的英文学唱：“玛莉，玛莉，有只，有只，小小羊，小小羊amp;#8222;amp;#8222;”他的愤怒就消失了。

    霍尔尼用出人意料的力气紧握着摩顿森的手。“他告诉我，他爱我就像爱自己的儿子。”摩顿森说，“他的呼吸带着人死前会有的那种甜酮气味，我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

    “吉恩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科学成就。”他的遗孀珍妮弗·威尔森说，“但是我觉得，他对学校的在乎程度，绝不亚于他的科学成就。他觉得自己真的给这个世界留下了点东西。”霍尔尼的确希望中亚协会能够长久发展，所以在他入院前，又捐了一百万美元给协会。

    1997年新年，摩顿森从医院的自助餐厅回到病房时，发现霍尔尼穿着羊毛衫和长裤，正试图把手上的点滴管扯下来。“我必须回家几个小时。”他说，“帮我叫辆出租车。”

    摩顿森说服吓傻了的值班医生把病人交给他照顾，然后叫了一辆林肯轿车，载他们回霍尔尼在华盛顿湖畔的豪华公寓。霍尔尼虚弱得连话筒都握不住，只好翻开一本真皮的通讯簿，让摩顿森打电话给花店，送花给几位失去联系很久的朋友。

    “好。”订完最后一束花，霍尔尼说，

    “现在我可以死了。带我回医院吧。”

    1997年1月12日，这位一手创立了现代芯片产业和中亚协会的梦想家，结束了他漫长多彩的一生。2月，追悼仪式在斯坦福大学礼拜堂举行，葛瑞格．摩顿森买了他这辈子的第一套好西装，向霍尔尼的亲友和生前的同事们致悼词。

    “吉恩·霍尔尼的远见，给我们带来了21世纪最先进的技术。”摩顿森对哀悼的人群说，“他不仅能洞悉未来，更能穿越历史，去帮助几百年来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