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了！

    次日上午。

    事情比我所想的还要严重。她已经深深地卷了进去，回来时人很疲倦，可是兴高采烈。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这些集会一直在辩论挫败美化运动的方法，他们想向红十字会的来宾暗示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实情，而又不使党卫军警觉起来。她认为他们已经想出了一种方法。在每一个停下来参观的地方，一个负责的犹太人对红十字会方面的任何评论都说出同一句预先安排好的答复：“哦，是的，这一切全是崭新的。还有不少可看的哩。”

    我猜他们是经过不少争论和修改才把这方法制订出来的。他们逐字逐句表决。他们深信，这样一字不差地重复回答，会使来宾们觉得是一个信号。犹太人将随随便便地把这句话说出来，脸上流露出意味深长的神色，可能的话在党卫军听不到的地方说。他们的希望——或者不如说，他们的幻想是，来宾们会明白，他们所看到的是崭新的、捏造的装置，而且因为“有不少可看的哩”这句话，还会走到安排好的路线以外去。

    我耐心地听着。接下去，我告诉她，她正滑进犹太区特有的梦境中去，危及她自己和路易斯的生命。德国人是饱经训练、警惕心很高的监狱看守。来宾们将是温和殷勤的高级福利人员。美化运动是德国人的一项主要工作；应该提防的最为明显的事，正是犹太人向来宾泄漏秘密的这种计划。我这样辩论着，但是她反驳说，犹太人必须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进行还击。既然我们没有武器，只有头脑，我们就应该使用我们的脑力。

    接下去，我采取了这个激烈的步骤，透露出班瑞尔揭发的奥斯威辛的情况。我的用意是使她大吃一惊，较为清楚地意识到她有被流放的危险。她当然十分震惊，不过并不是吓得目瞪口呆，因为这种传说的确一直在四处流传。可是她并不是象我料想的那样接待这个消息。她说，那么更有理由该去唤起红十字会人员们的猜疑；再说，班瑞尔的消息好歹一定有点儿夸张，因为乌达姆收到了他妻子从奥斯威辛寄来的明信片，她的朋友也从二月遣送走的亲戚们那儿刚收到一些明信片。

    我重复了一遍班瑞尔所告诉我的话：奥斯威辛的党卫军维持着一个“特莱西恩施塔特家属营”，以防红十字会万一设法进行磋商，要求到那个可怕的地方去参观的话；每个人到达奥斯威辛之后，全得写一些明信片，注明几个月以后的日期；而特莱西恩施塔特营则定期清除掉老的和小的、有病的和体弱的人，把他们用毒气全体毒杀，以便为特莱西恩施塔特进一步遣送去的人腾出地方。乌达姆无疑正收到一个已经焚化了的女人的信件。

    接下去，她很肯定地讲，她的团体通过布拉格传来的小道新闻听说，根据德国军方的情报，美国人已经决定五月十五日在法国登陆。这很可能会在欧洲各地激发起起义，导致纳粹帝国的迅速瓦解。总而言之，党卫军军官就会为自己的脖子发愁担心，那么进一步的遣送就不大可能会进行了。

    面对着这种已经变为错觉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根本无法进行辩论。我劝告她，如果她打算把这件事搞下去，至少传话给班瑞尔，把路易斯弄了出去。这话她不肯听；她不承认她正在使路易斯陷入比他已经面临到的更大的危险；后来，她变得十分急躁，于是走去睡了。

    这不过是几小时以前的事。她醒来后，情绪好点儿，为自己表现出的暴躁向我道歉，然后出去了。她一句没再提路易斯的事，我也没有。

    我一点儿也不反对她新发现的犹太复国主义，只有为这感到高兴。就她来说，这似乎是维护受到威胁的自身的途径，正象我在从前的宗教信仰中所找到的那样。一个人倘若不是一个同谋者或是一个黑市商人，在犹太区生存下去就需要有一点儿这种倔强精神。但是假如她的团体里混进了一个告密的人，那可怎么办？何况利用木偶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