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委托带信的那个女人……”他犹豫地说。

    “准备请她妈妈看的那个？”

    “亚尼内，我的助手；今天下班回家路上遭到抢劫。她死了。警察刚刚离开。”

    我喘不过气来。

    “她走过市场街时遭到了伏击。凶手把她拖到一个巷子里，然后……枪杀了她。”

    “哎呀，天哪！”

    “艾利，听我说。杀她的人拿走了文件。”

    “什么！”

    “她离开银行时，带着那份文件，装在一个马尼拉文件夹里。但警察找到她时，文件没有了。”

    我感到双脚发软，呆呆地看着门。西边的阳光透过窗户的杂色玻璃照射进来，散射开的阳光像一颗颗宝石。我小声说：“可这事只有你我知道呀！”

    “我明白。”

    电话里传来一股气流的声音，就像远处海洋里的浪涛声。

    “艾利，你可得非常小心哪。”

    “但我离你有7百英里远。”

    他停顿了一下。

    “我早上就把它传真给你了。”

    一个影子挡住了办公室外面的光线——玛丽安走了过去。

    我一路穿梭驶过拥堵的道路。尽管空调响个不停，但我仍然感到双手又湿又粘。应该没人知道那份文件。大卫才发现它，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我驶进拉萨尔街时，阳光射到我脸上；太阳下的乌云不停翻涌。我打开收音机，传出单调而微弱的噪音。我又关掉。拉萨尔街的交通灯坏了，交警只好吹着口哨，指挥人流和车辆；可是他不仅两边都不讨好，也没有缓解交通压力。

    可能亚尼内的死只是个不幸的巧合。就像大木偶剧院一贯演出的那些可怕而又毫无理由的死亡故事一样。

    没错。

    我转入湖滨大道时，太阳消失了。灰色的湖水卷起一层层白色的泡沫，在我右边涌动。天上笼罩着燥动的乌云。

    到家后，我冲去办公间，抓起传真机里吐出来的纸张，仔细看了信件上的签名。在纸张的折痕中间，笔迹潦草，再加上传输造成的模糊，名字几乎不能辨认，但看起来像是约瑟夫·门格勒。

    我惊呆了。

    臭名昭著的门格勒。纳粹中的纳粹。一个野心勃勃的医生，在希特勒手下一路飙升；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指挥官，他主持进行的医学实验，淫秽野蛮至极，人们至今仍不愿谈论。

    这肯定是个恶作剧。我打电话给大卫。

    他在一声响时就接起了电话。

    “我拿到了。”我摆弄着文件。

    “这个——肯定有什么错误。”

    “你看到签名了。”

    “不对，肯定是弄错了。”

    他打断我。

    “艾利，你和别人说了这件事吗？”

    “没有，”我小声说。

    “你呢？”

    “只和你说了，还有亚尼内。”他又说，“或许我应该飞过去。我担心我正想着的事情。”

    “不！”这气势，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就呆在你那儿，先看看警察怎么说。我明天打电话给你。”

    我们挂了电话。我准备挂好听筒时，听到电话里响了一声。

    “喂？”

    没有回应。

    “有人在吗？”没人回答。

    突然，我明白了电话里那一声嘟响是怎么回事。恐惧顿时蔓延到全身。我小心翼翼地把电话放回机架上。还有其他人知道了这份报告。那个迫切想要得到它、不惜杀人的家伙。现在大卫有一份，我有另一份，监听我电话的人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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