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走到丈夫身后，伸出脖子向书桌上面窥探。桌上摊着稿纸，可纸上未写一字。钢笔也搁在桌上，还没取下笔套。

    “这算什么急稿！”我有点儿生气，悄悄退了出来。

    就寝之后，我打算细细思考一番。可是不知不觉就入睡了。一觉醒来，枕边的时钟指着一点半。丈夫的床位还空着。“他究竟在干什么呢？”我望着小灯泡照明下的昏暗的天花板，心里非常纳闷。

    我睡觉前，丈夫确实没有写稿，也没有翻阅资料。对于学者来说，静坐思考说不定也是一种工作。可是，丈夫当时所想的问题，似乎与工作无关。我总有这种感觉。

    “还有早两天在烟灰缸里烧毁的纸片！丈夫近来确实反常。”

    我的眼光渐渐敏锐了。那位刑警出现在我的意识之中，接着，我心生一个疑念，丈夫走进书房是不是为了逃避我？也许他不愿和我谈说刑警来访的事情。

    我关灭了台灯上的小灯泡。在黑暗里，思路似乎更加清晰，“首先”，我想道，“要把至今为止的所有怀疑全部假定为事实。”在黑暗中进行这种类型的思考，也许是最合适的。我如此坦率地作了一个假定，连自己也觉得可惊。

    我假定：丈夫在学校某处拾到了由利小姐的原稿（他们同在一个研究室。活动范围相差不远，所以很有这种可能。）。

    丈夫起始打算交还。可是当时正值杂志的编辑劝他写作侦探小说，他正苦于构思不得，便起了歪念，想利用这篇原稿。他以为，只要更改细部描述，剽窃一事便无人知哓。也许他还想过事后要向作者承认，然而对手是个厉害的女人。据刑警说，由利小姐也曾敲诈过别人。好比送肉上砧板。丈夫听说他不在家时由利小姐登门来访，他不想让我知道隐情，灵机一动，便编出了“狂想症”之说。后来，丈夫无疑屈服于由利小姐的敲诈，把“零用钱”“借”给她了。

    我想起了丈夫在烟灰缸里烧毁的那张纸片。那个数字也许和他支付给由利小姐的款额有关吧？也许这是过于多虑了，但这种想法确实有它的道理。

    “丈夫到底给了她多少钱呢？”我出嫁时，父亲曾对我说：“学者的生命就是书本，可不能让他缺少买书的钱。”我们的生活费，一直由我娘家补贴，丈夫的薪金几乎全部由他自己留下购置书籍。恐怕他就是把那笔书籍资料费交给了由利小姐，以应付她的敲诈吧。

    “唉，这也罢了。”我想道。那位由利小姐已经死亡。敲诈问题也因此而一笔勾销了。可是，丈夫为什么还在苦苦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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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头猛然一震。人们在和汽车撞击的瞬间，也许就是这种感觉。

    本间刑警说过，由利小姐之死，警方疑为他杀。他还露出口风：凡是由利敲诈的对象，都有杀人的嫌疑。看来丈夫也在嫌疑者之列。

    我极为兴奋，仿佛能听见自己心脏的剧跳。可是我必须镇定下来。我按捺住满腹焦躁，打算象刚才一样，首先作出假定。

    九月十一日，即由利小姐遇难之日，丈夫在做什么呢？我努力搜寻那隐隐约约的记忆。啊！我想起了丈夫说过的话，“我出差去啦！”丈夫于前一天即九月十日夜里从上野上车，前往仙台的一所大学出差，由利小姐乘坐的列车不知是哪一趟，但丈夫有可能和她同车而行。

    也许他在列车上偶然遇见了由利小姐（或者是丈夫知道他的车次，自已也选乘了那一趟），当其他乘客都已入睡之后，他把由利小姐叫到车门外的踏板上。

    想到这里，我的思绪好一阵纷乱如麻。由利小姐的面孔，本间刑警的名片，还有别的什么，犬牙交错，在我意识的萤幕上忽隐忽现。

    我开亮了枕边的台灯。我再也忍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