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不过我们可以从毛干采得线粒体DNA，所以我们绝对可以证明露营地的那些毛发是不是他的。”

    “请你解释一下，”她说，“我不是线粒体DNA专家，当然也不是毛发专家，况且那还是他的毛发。”

    DNA是个艰涩的话题。对大多数人来说，分子层面的生命阐释无异于天书。警察和检察官都爱DNA的功用，但对于那些科学理论却是避之唯恐不及。早先还有笑话说，有人甚至连DNA都拼错。我开始解释，当细胞内，比如血液细胞、肌肉组织细胞、精液细胞和发根细胞等，存有细胞核的时候，我们就能得到核DNA。核DNA是从父母那儿遗传来的，因此我们只要握有某人的DNA，就等于掌握了他的一切，并且可以拿任何他身上的东西，譬如在犯罪现场留下的细胞样本，来作DNA分析比对。

    “可以直接拿露营地发现的毛发跟他在犯罪现场留下的作比对吗？”博格问。

    “很难。”我回答，“就这个案例来说，检查显微特征无法得到什么结果，因为他的毛发缺乏色素。顶多只能说，两者的生物形态类似，或者相当一致。”

    “无法说服陪审团。”她说出她的忧虑。

    “绝对不可能。”

    “要是我们不作显微比对，辩方会拿它做文章，”博格说，“会说你们为什么不作比对。”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们不妨试试。”

    “拿苏珊·普雷斯身上发现的和你那几个案子里的采样作比对。”

    “可以。”我再次保证。

    “说说毛干吧。毛干的DNA又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她，线粒体DNA存在于细胞质内，而不是细胞核内，也就是说，线粒体DNA是头发、指甲、牙齿和骨骼的遗传性DNA，是组成身体骨架部分的分子。线粒体DNA有功能限制，因为它只是遗传自母亲。我拿鸡蛋比拟。我告诉她可以把线粒体DNA想成蛋清，核DNA则是蛋黄，这两者无法拿来作比较。但只要有了血细胞的DNA，就等于拥有整个鸡蛋，可以拿比对者的线粒体——也就是蛋清来作比较。我们已经握有血液样本，因为尚多内已被逮捕，在住院期间被采下血液样本。我们有了他的DNA的完整档案，可以拿他血液样本的线粒体DNA和其他毛发样本的线粒体DNA作比对。

    博格凝神听着，一字不漏，而且似乎懂了。和以往一样，她没做笔记。接着她又问：“他在你的住处留下毛发了吗？”

    “我不知道警方有些什么发现。”

    “既然他时常掉毛发，我想他就很可能在你的屋子里留下一些，甚至他跑出去的时候在雪地里也掉了一些。”

    “很有可能。”我赞同地说。

    “最近我读了些关于狼人的书，”博格转向下一个话题，“有些人真的认为自己是狼人，或者用尽各种稀奇古怪的办法试图让自己变成狼人。巫术和魔法、撒旦崇拜、噬咬、喝血。你想尚多内会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是loup-garou？狼人，或者想要变成狼人？”

    “因此可以借精神异常的理由脱罪。”我说。我一直认为这会是他的辩词。

    “十六世纪初期匈牙利有个女伯爵，伊丽莎白·巴托里·纳达斯第，绰号嗜血女伯爵，”博格说，“据说她曾将六百余名年轻女性加以凌虐、杀害，然后浸泡在她们的血液里，相信这样能让她青春和美丽永驻。熟悉这事例吗？”

    “没什么印象。”

    “这个女伯爵把这些年轻女子关在地牢里，把她们养胖后取她们的血，浸浴其中，然后逼迫其他女囚将她身上的血舔干净，据说这么做是因为嫌毛巾的触感太粗糙。她把鲜血涂满全身，”她思索着说，“关于这事例的文字记载都遗漏了这个重点。在我看来，这当中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