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知道，以防登记成别的死因。”

    “依据推测，那个孩子夭折时一岁大，这令我很困惑。你也知道，婴儿猝死症的发病高峰期是在婴儿三到四个月时，超过六个月的婴儿就不太可能患这种病了。过了一岁，应该就是其他原因导致猝死。所以，很有可能登记成别的死因了。”

    她把玩着桌上的茶包，“如果事情发生在爱达荷州，我只要打电话给简，她立马就会依照婴儿猝死症的分类去查询，在九十秒内给我答复。但加州有三千两百万人口，是最难查询的州之一，或许要用特殊方式查询。来吧，我送送你，这算是我今天的运动了。”

    “那位户籍登录人员还在加州首府吗？”我们沿着一条死气沉沉的走廊前行，走廊里挤满了行色匆匆，需要社会服务的市民。

    “是的，我一上楼就打电话给他。”

    “那么我想你认识他了。”

    “哦，当然。”她笑了，“这一行总共也不过五十个人，我们找不到别人聊天。”

    当天晚上我带露西去高级法国餐厅，享受名厨的手艺。我们点了水果腌小羊肉，要了一瓶一九八六年的名酒，以舒缓我们疲惫的神经。我答应回去后再请她吃一客加了阿月浑子与马尔萨拉白葡萄酒的甜美巧克力慕斯，那是我珍藏在冰箱里，以备不时只需的。

    回家之前，我们驱车至市区的休克巴登，在街灯下的鹅卵石步行道上散步。不久前我还不敢靠近此地。河边，天色暗蓝，繁星点点，我想起了本顿，又因截然不同的原因想起了马里诺。

    “姨妈。”我们在咖啡厅喝可布其诺时，露西说，“我能不能找个律师？”

    “为什么？”我明知故问。

    “即使联邦调查局无法证明他们加诸我的罪状，还是会从此将我拒之门外。”她口气平缓，但掩不住痛苦。

    “告诉我你需要什么。”

    “一个大人物。”

    “我帮你找一个。”我说。

    我没有依照原定计划于星期一返回北卡罗来纳州，反倒飞往华盛顿。我在联邦调查局还有些事待办，但它们都不及探视一位老朋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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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兰克·罗德参议员当年与我在迈阿密就读同一所天主教高中，但不是同一级的，他比我年长许多。当我在戴德县法医办公室任职，而他担任佐治亚州检察官时，我们才结为朋友。他成为州长、参议员时，我已经离开南部的出生地；他受命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后，我们才再度联系。

    罗德在推进美国有史以来最艰巨的犯罪法案时，曾要求我担任顾问，我也曾请他帮忙。他算是露西的贵人，这一点露西一直不知道。若没有他干预，她或许就无法获准入学。也无法实现今年秋季的留校实习。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向他启齿，谈起此事。

    晌午时分，我在参议院大厅内一张光洁的棉椅上等他。艳红色墙壁，波斯地毯，水晶吊灯，使得大厅富丽堂皇。隔着大理石走道，能听见外面的各种声响，偶尔也有观光客探进头来，希望能在参议院餐厅内看到某个大人物。罗德准时赴会，给我一个快速而有力的拥抱。他精力充沛，亲切平和，但不善于表达感情。

    “你脸上有我的口红印了。”我将他下巴处的唇印擦掉。

    “哦，你应该留着，让我的同事有个茶余饭后的话题。”

    “我看他们的话题已经够多了。”

    “凯，见到你真好。”他说着陪我进入餐厅。

    “你或许会发现没有那么好。”我说。

    “真的很好。”

    我们挑了一张靠窗的洁净桌子，窗外是骑着马的乔治·华盛顿雕像。我没有看菜单，因为这里从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