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自己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有什么对不起的？他老早就该死了，死对他来说比活在持续的痛苦中要好得多。

    床另一边的帘子被拉开了，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听诊器、皮肤黝黑的人走了进来，我认出他就是上次那个佩特大夫。

    “亚当，”他说，“我很遗憾。”他看起来是真的很难过。

    我点点头。

    “他的肺炎感染很严重，”佩特大夫说，“肯定已经潜伏了好久了，尽管上次住院的时候他的白血球指数并没有显示任何异常。”

    “嗯。”我说。

    “以他的身体状况，这实在是雪上加霜。最后，在我们还没有决定是否要给他进行插管治疗之前，他就心肌梗塞了。他的身体承受不了了。”

    我又点了点头。我并不想知道细节，有意义吗？

    “其实这样最好。否则他可能需要插上管子再多受几个月的煎熬，你也不会希望他那样的。”

    “我知道。谢谢。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你只有——只有他，对吗？你的母亲已经过世了？你没有兄弟姐妹？”

    “对。”

    “你们父子关系一定很亲密。”

    真的吗？我想。你怎么知道的？这是你的职业医学看法？但是我只是点了点头。

    “亚当，你希望我们给哪家殡仪馆打电话？”

    我努力回忆母亲过世时办丧事的那家殡仪馆的名字。几秒钟后，我记起来了。

    “如果我们有任何可以帮你的，乐意效劳。”佩特大夫说。

    我看着爸爸的尸体，看着他蜷缩的拳头、愤怒的表情、瞪得圆圆的眼睛和张开的嘴巴，然后我抬眼看着佩特大夫说：“你能让他闭上眼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