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经过办公室，告诉爱玻接下来的几小时我将会给福西斯先生做体检。来到病房，梅西·奥图勒正在为病人刷牙洗脸。

    “他身子还很虚弱，不过正在康复。对吧，福西斯先生？”

    “啊……是啊。”他满嘴的牙膏，挤出几个不成字的单词，看起来安眠药的药效还没完全过去。

    “今天没有太阳，也许晚些时候我可以用轮椅送您到外面透透气。”奥图勒护士一边说话，一边轻拂棕发，简直像在与病人打情骂俏。不过她和其他医患也是这样。

    她的工作结束后，轮到我为病人测量脉搏、体温和血压，并且询问有关健康的例行性问题。在与他的交谈中，我得知他现在五十二岁，不过下个月就满五十三岁了。他承认自己是德国人，但有关自己是如何被联邦调查局送到北山镇这件事，他只字不提。他曾经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是几号？”

    “星期四，十月十九日。”我回答他。

    “真的吗？我怎么觉得应该比这个日期晚很多。”

    渐渐地我能够理解他带德国口音的英语了。

    “你看起来状态非常好，我估计很快他们就会送你离开这里。”

    “去哪里？”

    “这我就不知道了。”

    第二天，我们俩独处的时候，他又和我聊了更多。

    “我要在这里待多久？”我测量完他的体温等各项身体指标后，他开口问道。

    “可能只剩下一天了吧。我们的院长，普菜尔医生希望医院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状态。”

    “我打乱了你们的工作了吗？”

    “和你没有关系，主要是那些探员。”

    “那我很抱歉。”

    “你是大人物，所以他们不敢有丝毫放松。”

    “我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他静静地说，“我死了。”

    我还没来得及问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巴诺维奇就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医生，你这里结束了吗？我得和福西斯先生谈话了。”

    “刚好结束。”说着，我从房间里退了出去。

    午饭后，普莱尔院长来到我的办公室了解情况。

    “山姆，病人的检查都结束了吗？”

    “只剩下血液测试了，明天早上可以拿到结果。”

    “干得好！朱德·法兰西斯已经完成了最受关注的头部伤势的复查。”

    “他接下来要去哪里？”

    普莱尔压低声音说道：“传说要带他去香格里拉见总统。”

    “那是哪里？”

    “一个秘密基地，在马里兰山区，罗斯福总统将从华盛顿前往与他会合。”

    “这人这么重要？”

    “显然啊。”

    “我明天早上会提供血液测试的结果。”我再次给他吃了一粒定心丸。

    星期六早上是我与病人说话的最后机会，我当然没有放过。巴诺维奇在门口执勤，不过他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与奥图勒护士打情骂俏上，而不是我们谈话的内容。

    “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催促道，“今天晚些时候你可能就要离开了，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啦。听说你接下来要见的人是我们总统。”

    福西斯面带悲伤地凝视着我说道：“您是一位好医生，医术精湛。今天是星期几了？星期六吗？跟你讲讲我的故事吧，那是上个星期六的事，他们来到我家——我曾经以为他们是值得信赖的伙伴的。七月份，刺杀元首的行动失败以后，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怀疑。因为我之前受了伤，所以他们让我一个人静养了一段时间，直到上周六。事实上我和整个暗杀行动毫无牵连，问题是我事先知道了所有的细节——这已经足够定我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