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告诉安士伟上尉呢？”

    “有呀。不是说因为他是个好人；而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我应尽的责任，如此而已。”

    “你是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当时没办法跟他说，他去乡下了嘛，不过没想到他第二天就来了——”

    “啊哈，原来，在案发的那个礼拜六他毕竟还是在伦敦，是吧？”h.M.说道。他停了下来，望着对方下巴的动作几乎到了在做鬼脸的程度，等着他回答。“你是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大约是礼拜六傍晚六点过十分的时候。他把车子开进那排公寓后面他们停车的地方。周围没有别人，所以我告诉他说胡弥先生昨天来过，偷走了他的枪。”

    “他怎么说呢？”

    “他有一阵子表情很怪异，好像在想什么心事；然后他说：‘谢了，这很有用。’就给了我半个克朗，把车子掉个头又开走了。”

    “小子，注意听好了。在被告口袋里所发现的那支手枪——就是这支枪——这支说是他在礼拜六晚上带去准备对付胡弥先生的枪——实际上是胡弥先生本人在礼拜五就已经由那间公寓偷出去了，是这样吗？”

    “这事就跟上帝造了小苹果一样实在，”证人回答道，一面朝h.M.伸出的手指将身子由证人席上俯了出去。

    h.M.坐了下来。

    葛拉贝尔是个很自傲又饶舌的证人，可是所提供的证词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我们知道马上就要有一场争辩了，在那位检察总长还没开口说话之前，在证人和华特·史东爵士之间涌现的敌意就已经显然可见。伦敦人在代表国家法律和其他深植心中一切的红袍法官面前，本能地就会感到畏惧和尊敬，葛拉贝尔对法官的态度可以说是柔顺到谦卑的地步；但他对检方却没有这种看法，他们在他眼里显然只是来把你干掉的家伙。葛拉贝尔想必在站上证人席的时候，就注意着他们，而且随时会竖起毛来。而华特爵士那种——绝非故意的——傲慢的眼光全无安抚作用。

    “啊……葛拉贝尔。你告诉我们说你从胡弥先生手上拿了十镑？”

    “是的。”

    “你认为拿这个钱是很正当的吗？”

    “你认为他会拿出这个钱是很正当的吗？”

    “我想，胡弥先生的习惯不是现在要讨论的问题——”

    “呃，应该讨论才对，你们现在就是因为那些而想把那个可怜的家伙吊死呢。”

    检察总长的表情想必突然变得很危险，因为证人往后退缩了一点。“你知道什么叫藐视法庭罪吗，葛拉贝尔？”

    “知道。”

    “要是你不知道的话，法官大人大概得让你弄清楚。为了避免不愉快的后果，我必须告诉你，你到这里来该做的事就只是回答我的问题——没有别的。说得够清楚吧？”

    葛拉贝尔的脸色苍白，好像被一条绳子拉紧了似的；可是他昂了下头，没有回话。

    “很好。我很高兴你明白了，”华特爵士把他的文件整理好。“据我所知，”他斜着眼睛看了陪审团一眼，继续说道，“你是卡尔·马克思的信徒吧？”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你是共产党吗？”

    “有这个可能。”

    “你还没决定好吗？——你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接受胡弥先生的贿赂呢？”

    “有。可是我事后马上就直接告诉了安士伟上尉。”

    “原来如此。你的‘荣誉是建立在不名誉的基础上’。你希望我们相信的就是这个吗？你是不是希望我们相信，你因为两次不忠于别人对你的信任，所以就让你变得更值得信任了呢？”

    “喂，这到底是在说什么？”证人叫着，一面四下环顾。

    “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