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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德国佬从动力服中拽出来时，他的头掉了下来。我把他一扔，拔腿就跑。在以后的空降战斗中，我会理智到带上他的弹药，但是现在我满脑子乱成一锅粥，无法思考。我只是从那儿跳开，奔向集合地点，那个我们刚才想抢上去救援的强固支撑点。

    那地方已经撤了，我感到茫然若失……茫然若失加上被抛弃的感觉。随后我听到了召回信号，不是那首我应该听到的《扬基歌》（从福吉谷号下来的回收船以这首歌为信号），而是调子我不熟悉的《甜树林》。不管那么多了，它也是个信号。我向它奔去，慷慨地挥霍着最后剩下的跳跃液，抢在他们正要起飞时赶到，没过多久便进了沃察克号。当时我受的刺激太大了，连自己的序列号都想不起来。

    有人称这场战役为一次“战略上的胜利”——我去过战场，我要说的是，我们被打得很惨。

    六个星期之后（感觉像过了六十年），在大本营的舰队基地，我登上了罗杰·扬号，向船上的杰拉尔军士长报到。我的左耳已经穿了个洞，上面挂着个破碎的头颅，头颅底下是一根骨头。艾尔·吉金斯和我一块儿，也戴着个一模一样的耳环（小猫没能及时弹射出来）。活下来的不多几个野猫被分散到整个舰队。福吉谷和伊珀尔号相撞时，我们损失了大约一半兄弟；地面上的惨烈混战又使伤亡数字上升了80％。大人物们认为我们这个战斗单位已经无法仅凭生还者重建了，于是暂时取消它的番号，把记录收在档案馆里，直到伤痕痊愈时再重建K连（野猫），补充新面孔，保持老传统。

    再说，其他单位也出现了许多空缺，急需填补。

    杰拉尔军士长热忱地欢迎了我们，跟我们说我们加入了一支聪明的队伍，“全舰队最棒的”，飞船也是最好的。他好像没注意到我们的骷髅耳环。那天晚些时候，他带我们去见中尉。中尉温和地微笑着，像个父亲似的和我们聊了一会儿。我发现艾尔·吉金斯没戴骷髅耳环。我也没戴。我注意到拉萨克的硬汉子当中没人戴这玩意儿。

    他们不戴骷髅耳环的原因是：拉萨克的硬汉子们完全不在乎你参加过多少次空降作战，你参加过哪一次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么是条硬汉子，要么不是一如果你不是，管你是个什么人，他们才懒得理你呢。我们是以参加过战斗的老兵而不是新兵的身份加入他们的，所以他们热情地接纳了我们，只是有点过分客气，像接待客人，还没把我们当成一家人。

    但是，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和他们一起参加了空降作战。之后便成了完完全全的拉萨克的硬汉子，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用昵称互相称呼，偶尔会挨一顿教训，但双方都不会感到受了冒犯，觉得对方没把自己当亲兄弟。我们能提出建议，听取别人的建议，在各种讨论上自由发表自己愚蠢的意见，也能无拘无束地评论别人的意见。没有任务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直呼士官的名字。当然，杰拉尔军士长总有任务，除非在厕所里碰到他，这时候你就可以称他“果冻”，而他则会一脸高阶军衔在硬汉子当中没什么特别之处的样子。

    但是，中尉总是被称为“中尉”——从来不会被称为“拉萨克先生”，大家甚至不叫他“拉萨克中尉”。只是“中尉”，无论当面还是跟第三者谈起。这儿没有上帝，但中尉和杰拉尔军士长却是他的使徒。果冻说“不”的时候，至少对下级军士来说可能还有商量的余地；但如果他说“中尉不希望这样”，那就是权威，这件事永远不会再提。没有人会去查个明白，看中尉到底是希望这样还是不希望。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中尉是我们的父亲，他爱我们，宠我们，但在船上时他总是离我们很远，在地面也一样，除非我们通过空降到达地面。空降时——你不会认为军官有能力照顾到分散在上百平方英里土地上全排的每一个人吧。但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