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陈的这篇稿子写得满够水平啊！要不就会对她说，以后我不在你就找咱们李厂长，在部队人家也是位大才子呢！他学问全是从他父亲那儿学来的。接着就会向她介绍李宪平的父亲是如何为国捐躯的。他讲这些故事时是那样的动情，那怕是重复也是如此。她如何破译邹书记的意图呢？似乎答案只有一个。尽管她对自己的判断信心不足，但对此她还是心存感激，留住了心中那个希望。

    给她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与她换电影票，那是厂里组织看电影“红色风暴”，邹晓风问明她发的票是后面的，就提与她换票，说怕在前面看晃眼。换给她的票是十排中间的，位置比她的票好得多，电影快开映时才发现坐在她身边的是李宪平。得知她的票是换来的，李宪平只说了一句，还是你这丫头儿鬼。结果闹得她整场电影没看好，可散场再找李宪平早已被人拉走了。

    至于陈爱兰对李宪平态度的判断，她虽没有观察到他对自己有什么亲近的举动，但至少可以断定对方并不讨厌她，这是可以肯定的。李宪平有时支使她帮着打个水，买个饭的十分随便，这像对别的女同志那样客气。

    陈爱兰特意留下了几块大白兔奶糖，准备给李宪平的，她已两次从厂长办公室门前在前走过，但门始终上着锁。这天下班前，她再次从厂长办公室门前过，门开着却是一屋的人，只好又一次失望地走开了。

    下班后，她假装打电话，躲在传达室直到看见邹晓风骑车出了厂门她才出了传达室，手里挥动着一个广播稿奔了办公室。不知为什么，邹晓风虽是她心目中的红娘，但她最怕的又是邹晓风知道了她的心思。

    厂长办公室的门敞开着，她进屋的时候李宪平正蹲在屋中央修他的洗脸盆，地上到外是水迹，像是脸盆漏了，见了她头也没抬地问了一声：“怎么，下班了还要广播？有什么好事说说先让我一饱耳福。”

    陈爱兰心里“嘣嘣”乱跳，却故作轻松地说：“我想找邹书记看一下稿子，没想书记下班溜得真快。”说完又问道：“你跟一个脸盆较什么劲儿呀？”

    “较什么劲？下午我一回来整个一水淹七军，屋里全是水。轰麻雀轰的，把我的脸盆全敲漏了，我只能先用棉球给它堵上。”李宪平说着直起腰自嘲地笑了笑又说，“谁也不怨，脸盆我是自愿贡献出来的，让小老头儿给敲漏了。他说自己屋里的盆早就快漏了，不敢使劲敲，就拿我的盆玩上命啦。”

    陈爱兰听了哧哧地笑着说：“我家街坊也有把盆敲漏的，两口子为这个还吵架呢！”说着，从兜里掏出了奶糖放在了桌上。

    李宪平见了故作惊讶地叫道：“哟――什么时候办的喜事？怎么也不先通知一声就发喜糖了！”

    “讨厌！明知故问是不是？”陈爱兰脸涨得通红通红地将买糖请客的原由解释了一遍，讲过又借题发挥道：“成家着什么急呀？论年龄也该你这当领导的带个头啊！”话一出口，她顿时感到脸上一阵发烧，怀里就像钻进了一只小兔子，垂下了头看也不敢看李宪平一眼。

    就听李宪平“哈哈”一阵大笑说：“你还让我带什么头啊？再带头就该犯错误啦！本人早就成家了，孩子都快能打醋了。我的家在农村，你不知道？陈大广播员可真是太官僚啦！本人的情况全厂谁不知道啊？”

    如同一盆凉水浇在了陈爱兰的头上，她抬起了头，满脸挂满失望的表情，将信将疑地凝望着对方，始料不及的打击已使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掩饰自己的失态。她从李宪平的表情里找不出一点开玩笑的痕迹。

    “你不信可以问老邹嘛！这还有说瞎话的？”李宪平话说得极为轻松，有意不看对方，剥了一块糖扔进了嘴里。他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将暖壶的水倒进脸盆自言自语地说，“试试还漏不漏。”他刚才的那些的话完全是即兴发挥，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