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建议虽好，但他想照办却不容易。副院长的批评虽是对他来的，但人家并没指名道姓，如自已主动找上门认这个账是否会越抹越黑？石国栋在处理与领导的关系方面远非有的人那样得心应手，平时找领导汇报工作或是请示个问题，总是谈完正题就走人，连一句题外的话几乎都不会说。而他对待下属，对待学生，平易近人却是有口皆碑的。

    石国栋当时想，与其急于找上门去澄清自己，不如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再解释清楚为好。但后来随着“大呜，大放”的深入发展，这位院领导的态度又变得谦恭了许多，对他也收起了冷眼。既然领导已淡忘了不愉快的往事，他又何必旧调重弹呢？他甚至于想自己当初说不定就是太多心了，一切全是没影的事。所以找领导交交心的想法也就随之抛在了脑后。

    他记得很清楚，自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之后，学院里冷冷静静的“大呜，大放”突然变得热烈起来，大字报，小字报成倍地贴了出来。其中不少是指向学院领导的，有些措辞还较为尖锐。在这段时间里，最活跃的要属张放和他的《庶民之声》了。

    这期间，《庶民之声》几乎每周一期，每期的数量也由最开始的几十份增加到二百份。学院里到处全是这种油印的小册子，到处全是张放的文章。小册子上的社论几乎比人民日报还要多，什么《从乍暖乍寒的早春中走出来》，什么《“放”和“收”是怕不怕群众的分水岭》，小册子学着大报纸的口气说话，完全是一副领导运动的姿态。于是《庶民之声》开始有了对立面，几名别的系的学生署名“群言”接连贴出“一问庶民”，“二问庶民”的大字报，引发了论战。一时间，学院里好不热闹。

    开始，两派的争论也就是为自己的观点引经据典，用大人物的话压对方，彼此之间还算客气。但很快就发展到相互漫骂，什么脏话几乎都用，火药味越来越浓。不少教授和讲师看到这样的争鸣都是紧锁眉头。

    石国栋终于看不下去了，他署名“保中”贴出了一张题为“再说漫骂不是战斗”的大字报，其内容是希望双方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明眼人看得出，大字报的作者是以师长的身份说话。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觉得自己对双方学生都负有做师长的责任，况且自己还是张放所在系的党支部书记，即便张放不是党员，他同样肩负着一种责任。

    但好心没得好报。《庶民之声》很快登出一篇抨击他的文章，题目是《我看“暖昧的中立”》署名就是张放。

    文章的作者以讥诮的口吻说：“和事佬什么时候会跑出来，往往是双方打了一阵子，观双方难分高下的时候。这时候出来说几句和稀泥的话，让两方收兵，又都念他的好。如果是这样的和事佬，也要算作好人圈里的。但有另一类人，明明是拉偏手，实要助已见败势的一方一臂之力的，可偏又要充个和事佬跑出来说话，这种人实属是最无聊的。”

    文章最后说，“念及‘保中’师长在，《庶民之声》的成长过程给予过的指导之情，笔者姑且称之为是‘暧昧’的中立吧。”也正是张放文中的这句“念及‘保中’师长给予过的指导之情”这句话，在后来的反右中成了石国栋是反动地下刊物《庶民之声》黑后台的铁证。说骂他的人都提到了受过指导的情宜，你还能说不是！真是令他混身是口也说不清了。

    张放是在反右运动的后期，学院召开的“声讨《庶民之声》反革命罪行”的大会后，宣布为极右分子被逮捕法办的。做为张放黑后台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一夜之间，他便变成了学院的活靶子，声讨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在张放刊登出《我看“暧昧”的中立》一文后，郑雅华曾力劝他反击，说既然张放不识好歹，就该借此将他不经人同意就封顾问的事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