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艺术家啊。”她淡淡一笑，一脸端庄，像清晨公园里沾着露珠的一尊玉雕，她站起来，走到窗前，眺望远处。“好吧，”她扭过头来一笑，“谈谈你的小说，谈谈你的天天吧。”她的笑容使我突然感到我有可能低估了她对生活的诠释力和那种女性特有的智慧。她绝对是上海中产阶级女性中有主见的典范一员。

    “最近马克怎么样？”我问。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我猜他正忙着享用与家人相聚的时光。

    “圣诞的假期刚过，公司里一下子很忙，有不少业务要赶做出来——马克是个令人挑不出毛病的老板，有判断力有组织力有头脑，除了有时太过严肃。”她摸着我的膝盖，坏坏地笑着，“你们俩在一起，可是我没想到的。”

    “我看上他翘翘的屁股和纳粹般的骨骼，至于他，可能看上我东方人的身体，光滑，没洋女人那么多的毛，黄金般的颜色，有柞绸般的神秘，还有——我有个不能做爱的男朋友，以及我是个写小说的女人。这就是我们彼此吸引的全部原因。”

    “他有妻室。”

    “放心，我能控制好自己，不会爱上他就不会有麻烦。”

    “你肯定，你不会爱上他吗？”

    “——我不想谈这个了。好像女人之间永远在谈论男人……该吃中饭了。”

    我们一起走出房间，朱砂记起什么，低声跟我说：下周六下午在浦东美国学校操场上有场德国商会组织的足球友谊赛，马克会参加，他是他们公司球队的前锋线射手。“我想去看看，”我低声说。“很可能你能见到他的太太和小孩。”她说。

    “好吧，可有好戏看了。”我耸耸肩。电影中描写到丈夫、妻子、情人同时碰面的情形总是很戏剧性的。我想导演就要把镜头摇到我身上了。

    “多吃点，”妈妈坐在我旁边，“这道花生猪手汤是我刚学会做的。”她的眼睛里盛满了母爱，正是这种东西使我温暖也使我倍感压力，使我想纵身跳进去在母性子宫里熨平所有成长后的焦虑和悲伤，也使我想拔腿逃出母爱筑成的天天的广场。死活都不用管我，也别来烦我。

    “还是在叫外卖吃吗？人瘦多了……那个男孩——天天怎么样，你们有什么打算？”妈妈继续小声问。我低头吃饭，故意把汤喝得哗哗响（我们家不允许喝汤大声）。爸爸和学生们还在谈论国际时事，好像他们亲自去过白宫或巴尔干半岛，对伊拉克或科索沃局势发展了如指掌，甚至能说出其中某些细节，比如其中的一个学生知道克林顿在面对第一次国会调查其丑闻发表讲话申明自己清白时，他脖子上挂着的就是莱温斯基送的ZOI牌领带，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暗示性细节，他以此来请求莱温斯基与他站在同一战线，保持忠贞，不要背叛他。

    “妈妈，”我认真地看了一眼身边风韵犹存但总是忧心忡忡的中年女士，“你不用担心我，如果哪一天我有了解决不了的麻烦，我就会躲到家里来避难的——就这么说定了，好吗？”我抱抱她的肩膀。

    蛋糕端上来，是那几个学生合送的，插着六支蜡烛。爸爸情绪很好，一口气吹灭了蜡烛，像老小孩一样哈哈笑着，切蛋糕分给大家。“马上就会有笔基金到手了，课题研究会有新的进展，”他说。于是他的学生纷纷谈起那个课题，《唐代文官休假制度研究》（听上去这个话题就像手里捏了红球、绿球试问哪一个手里有黄球一样奇怪）。

    在我眼里，许多教授门下的弟子简直就是一群应声虫，或者奴隶，他们首先得附和导师的治学思路，藏起自己的疑问，然后在取得导师的垂青后跟随导师四处开研讨会，在导师推荐下在杂志上发论文，甚至在导师关怀下结婚生子，谋取职业，直到他地位稳固能发出自己声音的那一天。

    其中一个学生问起我的小说，我想肯定是爸爸告诉他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