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杂里拉沓，好像最少有两个。我抬起头朝承敬门那儿望过去，看见那脚步声深黑如漆，有一股霉腐的味儿夹在脚步的声音里，一高一低，还有如吟如唱说话声。我抬起头。我看见了她。她一只手里扯着一个三岁的女孩娃，另一手里提了一个铝制的三层圆饭盒，衣服还是那件粉红色的涤良衫，鞋也还是那双金黄铝扣儿的方口绒布鞋，裤也还是那条自己剪制的假军裤。一切都和三天前在城郊铁道上初遇时的一模样，秀脸上有淡淡一层劳累和忧愁，使她那细腻的皮肤上显出薄薄一层病黄色。承敬门没有程寺大门那么大，可那门围三边的每一块砖上都有烧的莲花纹，连在一块儿，像一条莲藤挂在承敬门的门框上。她就立在那门框下，嘴还半张半合着，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从门框下和她的头上望过去，能看见中节院里的葡萄架叶子还未成，都已经遮天蔽日得把院子罩严了，这使她在那门框里，像镶在暗淡背景中的一幅画。她真的就像一幅画。那些年谁说谁好、谁说谁秀都只能比喻她像一幅画，没有别的比喻能说出她那当儿的秀气和漂亮。不消说，我看见她时她也看见了我。我俩的目光在前节院的半空哐哐当当撞上了，有团火花如电焊的弧光在那庙里闪一下。然后，寺庙的空气僵住了，从古柏缝中漏下的日光团儿也不再摇摆了。我看见她提的铝饭盒碰在了左边的门框上，把门框上一片陈漆碰掉了一片儿，有几粒细灰哗哩哗啦从门框上落到了她的头顶和脚下。她的脸变成了僵黄色，嘴唇绷成一条红里泛白的线。我的心猛地就死了不再跳动了，两个手里的汗汪汪洋洋能开船。接下来，我们就那么相望着，头顶老柏树上的乌鸦在垒窝，蹬落的草枝和它的叫声一道道像房梁一样从空中跌下来。我抬起头朝树上瞟一眼，落下目光时她却扯着她的女孩娃（她竟有了女娃，三天前她一点也不像有过孩娃的女人哩）从我了，他就毕业回到程岗镇做中学老师了。我们革命和反革命的人生从此分道扬镳了。这些资料是我在我娘那儿知道的。我去程家岗上看了娘。那岗上原有的十几户人家搬到岗下后，有几间草房欲倒未倒，还坚韧不拔的立在那，有几个老人这样那样的原因都还依旧住在那。我到我家的老宅时，我那头发花白的母亲正在剥着玉蜀黍穗儿喂鸡子，看见我她手里的玉蜀黍穗儿掉在地上了，忙慌慌地朝我走几步，扶着一棵树打量我时她的眼上挂了泪。我说：“娘，我来接你回家的。”我娘朝我摇了一下头。我说：“程桂枝要敢对你不好，我就休了她。”我娘厉眼盯着我。我说：“我是党员，我要革命，以后他程天青这个支书也得听我的。”我娘就惊恐不解地审视我，好像他的孩娃有了神经病。革命在没有成功以前，自然都要遭到不解和非议，这是历史已经证明过的经验和教训。我不再和我娘说啥儿。我娘也有落后和愚昧的一方面。和我娘坐在老宅的院门口，在落日中望着程岗镇的全景和风貌。从十三里河那边开挖来的大渠笔直如筷，流水四季鸣响，从镇后的岗下流过去，像一条永远不弯的绸带绷在山脉下。这当儿，我把目光在水面盯一阵，使眼如洗了一般，待到心明眼亮时，我再把目光送到程寺的前节大院里，就看见了红梅的那个铝饭盒在门框碰掉的红漆还在脚踏石上闪着光。我说：“她叫啥儿呀？”老人说：“她叫夏红梅。”我说：“哪里人？”老人说：“城里人哩，娘家是城关那儿的。”我想了一会，像是问，又像是自语说：“咋会嫁到程岗呢？城里人咋就会嫁到这偏僻的小镇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凭她的长相嫁到九都市里才合适。”老人看看我。老人像看出我的心思样，解谜开结地慢慢说，她还能咋样呢，程岗也是镇子呀，每月逢五是集日，从四乡来赶集的也是人山人海哩，并不比她们城关那儿的集日人少哩。再一说，人家庆东是在地区念过大学哩，当先生，拿工资，爹又是镇长。人家爹在城关镇当镇长时，她爹在哪儿？她爹在城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