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quot;。以那时候台湾人的经济力量，全靠自己，收藏到那么多世界稀有的昆虫标本，怎不令人佩服。

    说巧也真巧，今年暑假我去花莲演讲，在花莲机场遇到陈维寿，手上拿了三个透明的塑胶盒，你猜里面是什么？居然是三只小螳螂。

    quot;为什么不装在一个盒子里？quot;我问他。

    quot;怕它们把彼此给吃了。quot;他说。

    quot;听说有时候还在交尾，母螳螂就会把公螳螂的头咬下来。quot;我说。

    quot;对！对！对！quot;他笑着，作出很奇怪的表情：quot;这样公螳螂才会快乐。quot;

    quot;头被咬掉才会快乐？quot;我叫了起来。

    quot;当然，男人没有了头脑去想，就更能充分享受性的快感了。quot;

    quot;你又不是螳螂，你怎么知道？quot;我诘问他。

    quot;我看得出来！quot;他很肯定地说。

    这件事，我才回到家，就告诉了我老婆。老婆也一样问：quot;陈维寿又不是螳螂，他怎么知道？

    我没照实转达，一笑，说：quot;陈维寿说公螳螂告诉他的。quot;

    quot;公螳螂没了头，怎么告诉他？quot;

    这下可把我问住了。

    现在，我又想到了陈维寿。我尤其记得那天在花莲机场，他居然十分慷慨地把一只螳螂，连盒子，一起送给了陪我去的一个学生。

    我目前就需要他送我一只公螳螂。

    晚上九点，台北才上班，我就打电话给我的秘书：

    quot;我不知道陈维寿老师的电话，你帮我去成功高中问，如果正好能联络上陈老师，问问他还有没有公螳螂，如果有，我就把我的母螳螂带回去……qu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