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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上午，我在最困的时候，在床上接到袁晓晨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去一个桑拿房接她。

    “怎么啦？”我问。

    “一夜之间，钱包、手机、工作都没了。”袁晓晨语气沮丧地说。

    “一起吃中午饭吧，我还没起床。”

    “好吧，哪儿？”

    “你说。”

    “只要是大鱼大肉的那一种，哪儿都成，我都快饿瘪了。”

    “我再狠睡两小时就起，十一点半，大笨象的牛排怎么样？”

    “好吧——早点起啊。”她用可怜巴巴的语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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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时来到日坛公园北门的大笨象西餐厅，发现袁晓晨已经呆在那里了，桌上吃空的盘子就好几个，她手里挥舞着一把叉子把金枪鱼夸张地往嘴里送。

    我坐定，叫了一杯红茶，袁晓晨唉声叹气地说：“你结账啊，可别怪我点多了，我从昨天中午到现在，一口东西也没吃。”

    “怎么了？”

    她好笑地叹了一口气说：“一言难尽。”

    随即接着大吃起来。

    因为刚起床，我也吃不下什么东西，就要了个罗宋汤，用面包沾着吃了。

    吃完后，袁晓晨问我：“你那里方便吗？”

    “怎么了？”

    “我没地儿去了，”她用脚踢了踢，我这才发现，桌下竟有一个旅行箱零两个大手提包，“全是我的衣服。”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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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教给我一条经验，那就是别人不想说的事情，你千万别问，即使被你用尽办法知道了，那也多半是对你不利的事情，人们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奇妙的自我鼓励机制，那就是报喜不报忧，人们本能地掩饰对自己不利的事情，而把有利的事情摆到台面儿上来，一棵植物，无论开出多么美丽的花，结出多么丰硕的果也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它的根正在黑暗的泥土中盲目地摸索，能否得到养料与雨水是全凭运气——花朵与果实，我才不信，骗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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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在一个中午，在冬天的灰色冷风中，袁晓晨搬到我那里，她郁郁寡欢，开头的几天，不爱说话，也不做任何事情，趁我出门，我猜她是趁我出门，才打些电话出去。一星期后，她向我要了一百块打车钱，出了趟门，回来便有了钱包与手机，她煞有介事地把钱还给我，然后就像是受了打击一样，昏睡了几天，这期间我接了一个电影剧本，不时出去谈，也顾不上她，其中还有两天时间没回家，住在外面的饭店，我谈好剧本，带着一磁盘被整理好的电影情节回家，一进门便看到袁晓晨的笑容。

    “哟，阴转晴啊，美女！”

    “是啊，成天铁青着一张脸，把你都给吓跑了，我一小白领哪儿敢？”

    “瞧您客气的，请坐。”

    “老板，您先请！我刚去超市买了最新鲜的毒药，您说，是趁热喝呢，还是等凉了再喝？”

    “我建议你先喝。”

    袁晓晨拿起桌上的一筒秋梨汁喝了起来，然后清清嗓子，抡一抡胳膊，说：“我上网找工作，美女照都发过去了，还不见回音儿，你说这叫什么现代生活啊？”

    “你试试我的照片，没准儿就行。”

    “你的？把商家吓出了命案谁负责？”

    “公安呗，回头把你抓走我绝不拦着。”

    “一边呆着去——我告诉你，我对你前一段儿的表现意见很大！”

    “我怎么了？”

    “人家小白领经历了严酷的身心煎熬，你看在眼里，忘在心头，连句嘘寒问暖的话都不说一声，脸就像撞门板上没鼓起来，像话嘛你？”

    “我是怕打扰了你的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