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关在屋里就琢磨这点儿事，带着300多起案子，李宝城的心理不出问题那才怪呢！到了这个时候，巴不得警察叔叔赶紧跟我谈话，就成了嫌疑人一种近乎病态的心理。可是，警察叔叔就是不理你，怎么着吧？

    不断受到煎熬的李宝城终于出了昏招：为了换得警察叔叔早日提审，他主动供认了自己曾经在两年前作过的一起盗窃案。结果，过了三天，终于有人审他了。审他的是老孙和另一个刑警，俩人来的时候，还真没把这案子当回事儿。没当回事儿怎么把人搁那儿20多天不理啊？原因很简单，公安机关当时接到上级命令要整党。这整党是政治任务，全局上下都被忙得晕头转向，工作中不由自主地出了纰漏：李宝城这案子被归错了档，造成20多天后才发现此人居然没审的问题。

    无心插柳，阴差阳错啊！

    要搁现在，李宝城是可以投诉的，公安机关肯定得道歉，还会有人受处分。80年代初期法制建设还很不健全，虽然比“文革”时群众组织就可以抓人打人强多了，对“坏人”的人权保障，还没什么概念，“嫌疑犯”改叫“犯罪嫌疑人”那还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当然，如果李宝城较死理和公安机关就此事进行坚决的斗争，也许可以促进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

    问题是李宝城哪儿有那个心思啊！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案子是河北警察交过来的，案卷主要内容都是李宝城对抢供销社的细节描述，记录了抓住他的“革命群众”姓甚名谁，家住哪里，因为不是自己抓的人，印象不深刻，也就没怎么提他那个万米大赛跑。

    河北警察对双桥“老流氓”没概念，只是惊讶于这人比较能跑而已。

    假如是北京的警察，一听说追出一万多米才抓住他，马上就会跟十八里店“飞毛腿”联系起来。所以，老孙他们审李宝城，是后来才知道那个大赛跑的事，他们重点还是问抢供销社的事儿。李宝城也好像觉出来警察审他并不像审“老流氓”，于是一口咬定自己当时是喝多了，不知道干了什么。这种小伎俩倒瞒不了老孙他们，听这小子不说实话，两个警察就开始跟他泡蘑菇。

    审着审着，老孙的搭档忽然看到这小子还交待了一件盗窃案：这盗窃案偷的是财务室，金额一千多，在当时算比较大的案子了，于是一五一十和李宝城核对起来。

    估计这时候李宝城已经开始咧嘴：早知道这样，自己供这个案子干吗啊？现在也没办法了，只好实话实说吧。说着说着，正记录的老孙脑子里灵光一闪：嗯？这个案子怎么有点儿熟呢？他停下笔想了想，忽然想起什么来了。老孙不动声色地挪了挪位置，胳膊肘一撞他那搭档，小声问了一句：

    “哎，这个，不是‘飞毛腿’那卷里头的案子吗？”

    那位正听李宝城白话呢，听了这话一愣，低头去看案卷，脸上猛然一抽。“靠，不会是天上掉馅饼砸我们俩脑袋上了吧？”

    敢情这位对这案子也有点儿印象。但是，案卷不在手边，吃不太准。俩人过去，把李宝城拨拉过来一看，又犹豫了。为什么呢？

    对十八里店“飞毛腿”，警察多次遭遇都在深夜，看不清的情况，所以说不准他的个头。而受害者普遍反映此人是一彪形大汉，完全无法抵抗。现在看看这李宝城：形貌猥琐，土里土气，最要命的个头才一米六几——这小个儿，能涮肖毓敏……像吗？

    事后才想明白，这种受害者的描述为了表达自己确实无法反抗，往往夸张到离题万里。俩人交换了一下眼色，那哥们儿冲外边一努嘴儿，低声说：“我跟他聊着，你给良基打个电话。”

    随后的事儿呢……用老孙自己的话说这次审讯是这样的：“那天下午，上边说通县抓了几个流氓，案卷放错了，该审该放的得快定。我们赶紧就去了。到了县局，两点吃饭，三点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