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说道：“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⑤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认为：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⑥

    在根据地问题上，他们把“傍着发展”的正确方针当作右倾保守来反对，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同湘赣等苏区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这样来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⑦

    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写道：“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⑧提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当由各军政治部管理。”⑨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

    几个决议案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⑩实际上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左”倾教条主义支配下的中共中央对它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也正在步步加强。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

    尽管如此，中共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得很不够。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临时中央在给中央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批评中央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中没有能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说：“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⑾

    赣南会议前，苏区中央局曾致电中共中央，“望派一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⑿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临时中央经过讨论后致电苏区中央局：“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经过苏区中央局同临时中央商议，将原来规定的“江西苏维埃主席”改成项英。毛泽东是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他的前进道路，显然将十分艰难曲折。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红军部队，以及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共六百一十人。会议开幕那天上午，举行了阅兵典礼。下午，项英致开幕词。晚上，毛泽东和代表们一起参加提灯庆祝晚会。

    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报告回顾并总结了中央苏区过去的工作，认为：中央苏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