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前往武汉，是因为蒋介石想了解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态度而特地邀请他去的。那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的大部分在南京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已先后迁到武汉。中共中央原来要王明见过蒋介石后很快就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可是，王明离开莫斯科时就已把国民党看得比共产党更重要，把武汉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因此，到武汉后就留了下来，把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由他担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他继续以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在《群众》周刊第四期上发表由他起草而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同期并发表了他的文章《挽救时局的关键》。他还到武汉大学等处作讲演，继续鼓吹他的错误主张。

    这时，国民党中右翼势力的反共活动日见抬头。一九三八年一月，国民党复兴社头目康泽、刘健群在两党关系委员会上公然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攻击八路军在华北是“游而不击”。国民党军方机关报《扫荡报》和《血路》、《民意》、《抗战和文化》等刊物，掀起所谓“一党运动”。二月十日，《新华日报》发表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对国民党这些言论提出批评。这种批评是必要的，但王明并不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义发表公开谈话，也反映了王明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心理已到了何等地步。在这以前不久，国民党还指使几十名暴徒捣毁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的营业部和印刷厂。这些事件，对中国共产党内正确认识国民党的本质是一次现实的教育。

    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的这些倒行逆施，周恩来在二月十日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对主义、信仰不欲限制各方”，“对各党派并无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对《扫荡报》言论，认为不能代表党（引者注：指国民党）及他个人”；“对政治部副部长仍要周做”。(26)以后，国民政府聘请毛泽东、博古、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七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击，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中共厉害，他的人愚蠢”(27)。

    鉴于时局中出现的新情况，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中共中央接受长江局的建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以后被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由于国民党进行的“一个党的运动”，他承认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但又认为“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须在党内外进行教育。”还进一步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28)。

    毛泽东在第二天发言，一开始便说：“我只讲军事问题，先说战争的长期性。”他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我认为过去中国抗战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只是死守一处，结果还会失守。”“正规军分为作战兵团与守备兵团。过去共产党组织赤卫队及游击队有丰富经验，要告诉全国来学习。”“战争的具体形势，内线外线的作战是互相交错的，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他说：“我同意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为争取国民党继续抗战，合作形式将来可采用民族联盟或共产党员重新加入国民党，但是要保证共产党的独立性。关于召开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