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朋友吴克刚（他在河南百泉教书），最近来了南京，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就是在巴黎同我住了几个月的卫惠林。我也想去看看他。我得到陈的信，立刻决定到南京去玩几天。当时我的表弟高惠生在浦东中学念书，寒假期间住在我这里，我走了，有他替我照管房子。我上了去南京的三等车厢，除了脸帕、牙刷以外，随身带了一小叠稿纸，是开明书店印的四百字一页的稿纸，上面写了不到三页的字，第一页第一行写着一个题目：《海底梦》。第二行就是这样的一句：“我又在甲板上遇见她了，立在船边，身子靠着铁栏杆，望着那海。”

    这是一篇的开头。是我去南京的前两天写的。但是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过什么题材，写怎样的故事。我应该怎样往下写，我也没有想过。我只有一个想法：写海，也写一个女人。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我后来在《序》上说我“开始写了这个中篇的第一节”，这是笼统的说法，其实那时我并未想到把它写成中篇，而且也不曾想过要写一篇抗日的，我去南京的时候不可能写完第一节，因为第一节的后半已经讲到杨的故事了，杨就是里那个在抗日斗争中牺牲的“英雄”。

    我把这一小叠稿纸塞在衣服口袋里带到南京，本来有争取时间写下去的打算。可是我在南京旅馆里住了几天，一个字也没有写，我哪里有拿笔的时间。一月二十八日的夜晚我按照预定的计划坐火车回上海。火车开到丹阳，停下来，然后开回南京。上海的炮声响了。日本军队侵入闸北，遭到我国十九路军的抵抗。不宣而战的战争开始了。

    这样我被迫重到南京，在旅馆里住下来，然后想尽方法搭上长江轮船回到上海。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情况，我都写在《从南京回上海》这篇文章里面，而且很详细。

    我到了上海，回不了我的“家”。宝山路成了一片火海，战争还在进行。我向北望，只见大片的浓烟。我到哪里去呢？

    我首先到当时的法租界嵩山路一个朋友开设的私人医院。意外地在那里看到了索非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里面有一个是新生的婴儿），他们也“逃难”到这里来了。从索非的口里我知道了一些情况。他们的住处并未毁，只是暂时不便出入。他们住在医院的三楼，我就在这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出去找朋友。两个从日本回来的朋友住在步高里，他们临时从闸北搬出来，在这个弄堂里租了一间“客堂间”，他们邀我和他们同住，我当然答应。我每天晚上到步高里，每天早晨出去找朋友打听消息。所以一九三二年六月写的《序》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走在冷清清的马路上到朋友家里去睡觉。”我也找到了表弟，同他一起去看过我舅父一家，他们本来住在北四川路底，这次“逃难”出来，在一家白俄开设的公寓里租了一个大房间。

    记得那个时候上海文化界出了一份短期的抗日报纸，索非在编副刊，他向我组稿，我就把上海炮声响起以后我在南京的见闻写了给他，那就是《从南京回上海》。至于我带到南京旅行两次的那一小叠开明稿纸，我还没有动过它们。

    只有在三月二日的夜晚，我知道日军完全占据闸北，看见大半个天空的火光，疲乏地走到步高里五十二号，我和朋友们谈个不停，不想睡觉。后来我找出了《海底梦》的原稿，看来看去。这一夜我不断地做梦，睡得很不好。第二天我开始了中篇的创作。我决定把海和那个女人保留下来，就紧接着去南京以前中断的地方写下去。

    我每天写几页。有时多，有时少。日本侵略者现在是“胜利者”了。不便公开地攻击他们，我就用“高国军队”来代替。在写这的时候，我得到索非的帮忙，打听到宝光里安全的消息。不久闸北居民可以探望旧居的时候，我和索非进入“占领区”，经过瓦砾堆，踏着烧焦的断木、破瓦，路旁有死人的头颅骨，一路上还看见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