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的头发蓄得很长了，一个同伴借来老乡一把剪刀，替他剪了剪，不料他发起烧来，脖颈以下，延及脊背上部，生了许多水痘，火烧似的，又疼又痒。是剪刀不净还是其它原因引起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确诊。他认为很可能是天花，他教的高中班有个学生，叫王鑫郎，是全班长得最漂亮的，他在转移中就得了天花，等到反“扫荡”结束，相互见面问候时，别人简直不敢认他了。孙犁以为，他幼年种过牛痘，可能发病轻微，这是后话。

    领队的傅大琳，是高中班的物理教员，见他病了，就派了一位康医生，一位刘护士，还有一位姓赵的学生，陪他到一个隐蔽而安全的地方去养病。康医生只有二十多岁，医术虽差，人很精明，和他在一起，不曾有挨饿的时候，因为他在经办粮草方面，很有办法。在孙犁的记忆里，生病受到如此隆重照顾，这还是头一次，虽然这样做，也是战争中分散人员、化整为零、以利行军的权宜之计。

    那个隐蔽而安全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就是繁峙县境内的蒿儿梁。这个村子兀立在高山顶上，看起来还没有驻过队伍。初来这里，战争风声正紧，加以他们几个人服装整齐、男女混杂、没有武器，又没带地方领导机关的介绍信，在向村干部筹粮的时候，遇到了些麻烦。孙犁听说后，亲自到干部那里去了一次。他身上带了一支左轮小手枪，包着一个软皮套。这手枪就是前面讲过的，他初到路西时一个团长送他的那支银白色的小手枪。他一枪也没有放过，只是系在腰上充样子，这回却帮了点儿忙——他们弄到了一些莜麦面。不过，很快他们就和村干部们熟悉起来，亲密得像一家人了。

    孙犁在这里住了三个月，过了两个年——阳历年和阴历年。他至今记得他住过的那间西房：每天清早，阳光射在身旁的窗纸上，使病中的他感到欣慰和温暖，也感到重新升起的光明和希望。只是医疗条件不好：只有剪刀、镊子和红药水；医生和护士，也仅仅受过几个月的训练，谈不上什么医术。每天，护士在饭锅里煮煮剪刀、镊子，把化脓的水痘清理清理，在伤处擦上些红药水。这种疗法的后果是，一个个铜钱大的伤疤，一直留到现在。

    但是，除了这些伤疤，也留下了亲切、美好的回忆。在四十年后的一个秋天，他在一封答复繁峙县县志编委会的信①里说：

    在那样一个寒冷的地方，我安全而舒适地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冬季。我们可以想想，我的家是河北省安平县，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的推使，我能有机会到了贵县的蒿儿梁？我是怎样走到那里去的呢，身染重病，发着高烧，穿着一身不称体的薄薄的棉衣，手里拄着一根六道木拐棍，背着一个空荡荡的用旧衣服缝成的所谓书包，书包上挂着一个破白铁饭碗。这种形象，放在今天，简直是叫化子之不如，随便走到哪里，能为人所收容吗？但在那时，蒿儿梁收容了我，郭四一家人用暖房热炕收容了我。……这是在艰难的日子里，才能发生的事，才能铸成的感情。

    他的《蒿儿梁》①，真实地反映了他的这段生活经历，描写的村子里的主要人物——妇救会主任和她的忠实、憨厚的丈夫，就是以郭四和他的妻子为模特儿写成的。孙犁的另一篇《看护》②，也是写的这段生活经历，的主角，换成了护士刘兰。

    反“扫荡”结束后，他们走了一天的山路，于黄昏时间来到山脚下。眼前是小桥人家，河面上铺盖着雪，孙犁以为是久违了的平地，兴奋地往前一跳，一下子滑出一丈多远，脑受震荡，晕了过去。康医生和刘护士连忙把他抬进成果庵的热炕上，才苏醒过来。

    幸亏伤得不重，晚饭吃了一些僧人做的莜麦粥，当晚便与僧人同床而寐，第二天还参观了五台山上的许多寺庙。这些寺庙，错落有致地掩映在郁郁苍苍的重峦叠嶂之间，十分古雅、壮观。

    1944年初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