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得到杰出的政治家们支持的话。例如，要求欧洲各国的政府接受为期一年的约束，能将它们之间发生的各种纠纷，都提交到为了这一目的而建立的仲裁法庭上去；或者，如果它们拒绝这样作的话，至少能在同意的时间内，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这种要求并不太高。这看来是件小事，但只有通过满足于这种很小的进展，人们才能够取得重大的结果。一年的时间，在国家生活中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就连那些最好斗的部长也会说，在需要使用暴力破坏这项短期协议的时候，一年时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当限制期满时，各国将急忙把这项和平协议再延期一年。就这样在不造成任何担忧和几乎是察觉不到的情况下，就可以取得长期的和平。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有可能来逐渐考虑那个为所有正直的人们以及几乎一切政府所希望的彻底裁军问题。假设尽管有了这一切，两个政府之间仍然爆发了一场冲突，在那个时候，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最大可能，即在十之有九的情况下，将于它们必须遵守的强制停火的期间内，有时间来平息这场冲突呢？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混在人群里在没有被人认出的情况下，参观了在伯尔尼城举行的和平大会，并且由于这次参观的印象，他决定以某种方式进一步积极地参加和平工作。因此，他在一八九二年聘请了一位退休的土耳其外交家，即格雷戈里·阿里斯塔奇·伯伊，他的任务是“让诺贝尔经常熟悉政治潮流和欧洲和平工作的进展情况，并且试图在报刊上开展和平工作”。这项合作的结果是微不足道的，但他们之间的信件往来却是很有意义的。

    在向阿里斯塔奇提出了类似他向伯莎·冯苏特纳建议过的那些观点后，诺贝尔说：“我对于那些胜任的头脑严肃的代表人数的迅速增加，感到吃惊；但对于那些坏事有余的空谈家们荒唐无益的行为，也感到异常惊讶……所有的政府，对于避免象布兰杰之类的个人冒险家所一再挑起的那种战争，无一例外地都会感到兴趣。如果人们能够找出一种减少这类战争的次数的办法，也许多数政府将会感激地接受这种办法。我曾问过自己，为什么不能象个人之间的决斗那样，在国家之间也规定一套决斗法来。被指定的证人将研究一下这场决斗的理由是否充足。如果这种初步的检验仍然不能制止这些国家相互发动战争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谁会去冒险招致人人痛恨，或者遭到群起而攻之的危险呢？至于证人，既可以从中立国政府，也可以从象贵族这类的法庭或者其它的最高法院当中来进行挑选。如果我能够推动和平大会工作前进的话，哪怕是只前进一步也好，我将会感到非常愉快，并且为了这一目标，要找花多少钱我都在所不惜。不应用这件事看成仅仅是一种乌托邦思想，因为亨利四世的政府为经严肃地这样作过，只是后来被拉维拉克不幸地将它中断了。附带地说一下，自一八一六年以来，总共有不下六十一起国际纠纷，就是通过仲革取得解决的。这足以证明，如果说国民还处在糊里糊涂的状态的话，那么，政府却并非如此。”

    同年在给比利时的一位和平之友的信中，诺贝尔写道：“我已得出一条结论：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是由政府签订一项约束它们自己的条约，以便联合起来保卫每个遭受攻击的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导致部分裁军，而部分裁军才是唯一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必须有一支武装力量来维持治安。从前的一些政府比起它们的公民来，更加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和喜好争斗。现在的情况则似乎是，各国政府常常作出努力，来使被恶意的报界煽动起来的愚蠢公众的感情冲动平息下来。”

    诺贝尔关于争取和平的办法的观点，也许会被看成是奇怪的，但是，人们必须记住由他的职业造成的那种奇妙的中间立场。在这位发明家所从事的炸药和混合无烟炸药的职业背后，始终有着一种真诚的愿望，即能够通过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