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着药丸，一边统帅着《创业史》里各种阶级、各种类型的人在他为他们铺设的“道路”上喧嚣地前进着。他把蛤蟆滩上所有的这些人都带到这个病房里来了。他强迫这些人物进入他的心灵；而他也要固执地走进这些人的心灵中去。他同时运用戏剧导演家的热情和外科医生式的冷静来对付这群不太听话的“熟人”（他常称《创业史》里的那些人物为“熟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后半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这一群“熟”中间的。他能离开自己生活中的亲戚朋友，但永远也离不开他所创造的这些人物，因为“所有这些人都是他的孩子，又都是戴着各种面具的他自己”（引号内为卢那察尔斯基的话）。

    在这些日子里，焦急地关心着作家健康的《延河》文学月刊社的编辑们，时不时听见他被抬进了抢救室；可他的《创业史》第二部的手稿还是一章又一章不断头的送到编辑部来了；字里行间，犹闻他一片喘息之声！这就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创造的迹——啊！我们这些体格健壮的人又能做出些什么呢？

    现在请来看看吧，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中创造着这些奇迹的——

    在这个不到十个平方米的空间里，现在到处摆着维持和抢救生命的医疗器械：立在床头角里的大氧气瓶，像一颗小型导弹一般矗立；床下是一个汽车轮胎，里面装的也是氧气。

    那破旧圆桌靠墙的一边，放着中国青年出版社送的夏杂的雾化喷药器；而在他自己的手里，还一刻不停的拿着一个带嘴的橡皮囊，过不了几分钟，就要像给自行车打气一般，往中里喷着止喘的雾剂。各种输氧和输液的皮管子，从这里那里交着伸到他的鼻孔里或者胳膊上，有些管子一天二十四小时不下身。在这个用皮管子把他和各处众多的器械联接在一起的房间里，他本为简直就像一部仪器的主体部分。他就牵引着这些“绳索”生活着，工作着。累了的时候，就蜷曲到床上，或者靠在家里拿来的那把靠背上有个窟窿的破圈破圈椅里。病情危急时，双目紧闭，喘成一团，脸立刻变得像荞麦皮一般黑青，常常动不动就被护士们抬进了抢救室——有几次的确过去了，后来又竟然神奇地活了过来。

    只要活过来，稍微积蓄了一点力气，他就又伏在那张破旧的圆桌旁边，握起笔，铺开稿纸，面对着他那些可爱的和可僧的人物，全部神经都高度的集中起来了，就像不久前那个拿着听诊器站在他面前的医一般严峻。

    要是这其间有客人出现在他面前，尽管他是多么的不痛快，但还是立刻把所有创造中的愉快和肉体上的痛苦都一齐埋藏起来，恢复了他平时惯有的镇定、幽默和乐观的态度。他机敏的开玩笑；庄严地创造格言和警句；孩子般笑得前伏后仰！

    不论是踏破门限的约稿人，还是纷纷来探望病情的亲戚朋友，或是为了虚荣心见一名人好出去吹牛皮的“文学界的社会活动家”们，他一律都谦虚和善意来接待。

    他病得实在说不成什么话了，但总是认真倾听别人说话。

    有时他也忍不住一边喘息，一边说了起来。在他高度文雅、遣词酌句、极有教养的谈吐中，有时冷不丁会冒出来一句他们陕北家乡的粗鲁话。这是一些非凡人物通常都具有的性格特征。

    不论说什么事，讨论什么问题，长期养成的思考习惯，使他对涉及到的一切都采取一种认真态度。决不因为严重的疾病压身，或者所面对的问题和事情是属鸡毛蒜皮一类，就让自己的精神和思想处于麻痹松懈状态。哪怕是谈论苹果树的栽培技术呢，他会立刻使自己处在园艺专家的位置上，动员他所有这方面的知识来参予这种谈话。强烈的好胜心和自信心与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谦恭的领教精神在他身上好并不对立，而恰当的统一起来，然后力争使自己在讨论的这一个问题领域中，认识比别人领先，立足点比别人站的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