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之败兵如潮，吴福线没有能够发挥作用也就自然难免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首都南京显然已经危若累卵，国民政府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迁都”事项。其实10月份的时候，迁都之事就曾被提起，因为早在10月初的时候，中日双方数十万大军云集沪西之际，两军就已成决战态势。10月7日起，日军以重兵南压，经10天反复争夺，突入蕴藻浜南300余米构筑阵地，并由此撕开了国军防线一大缺口。为阻止日军楔入扩张，军委会曾于19日下令：“为恢复蕴藻浜南岸阵地之目的，决行全线出击。”

    时任左翼军总指挥的陈诚总司令即奉命调集数万之众，并亲自部署督战，于21日傍晚起，向日军强行发起反击。当时，数万国军官兵顶着密集弹雨，毅然冲锋陷阵，前赴后继，然激战四日，虽伤亡枕藉，却终因日军后援如潮，司令部所强调之“近接作战”的企图未能实现，且受强敌逆袭，致使主力损失殆尽而未获战果，反倒因决战失利，而被日军大举涉水南下，并在25日进陷大场，企图乘势截断中央兵团西撤退路而歼灭。至10月底，国民政府投入主力大军进行的淞沪会战已成全局动摇之势了。

    而就在淞沪一线军队决战失利之后的10月29日，蒋介石委员长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以预作全局退却的部署。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并就全局退却的意义解析道：“军事上最重要之点，不但胜利要有预定计划，即挫败亦要有预见的打算。不但胜利要立于主动地位，就是退却也要有主动地位。然后一时的挫折，不致有全盘溃退之虑，而可以把握最后的胜利。今天我们主动而退，将来可以主动而进。”同时指出，在全局主动退却后的时期，“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并提出应择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这次会议最终接受了蒋介石委员长的提议，并正式决定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而留军委会于京沪杭前线就近指挥。次日，国民政府议决接受国防最高会议关于“迁离国民政府西驻重庆、远离战区”的决定。

    但是就在国民政府作出西迁重庆决定，军事委员会当时还在考虑迁都之具体事宜时，战局却急转直下，苏州河一线防御崩溃。同时日军又由杭州湾全公亭、金山嘴一线登陆，并沿沪杭铁路推进，于9日进据淞江而主力则西指嘉兴。嘉兴为太湖南沿重镇，地扼黄浦江上游与京杭大运河通道，有苏嘉公路与沪杭铁路交汇于此，在蕴藻浜决战失利后，军委会大本营眼中此时之嘉兴已成为东南“国防第一线之重要据点”，成为直接屏障“首都安危之重要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