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参谋本部的汇报中大谈上海派遣军方面从饭沼守参谋长到西园大佐、川上中佐等一众参谋均死气沉沉，甚至到了追击战的紧要关头也仍然是士气低沉。当然，河边也感觉到上海军的确太过于疲劳了，但关键还是上海派遣军将敌情看得太严重了。

    之所以局势会发生如此之大的逆转，完全是因为中央省部此时在是否攻打南京这个根本问题上意见不一，最不同意攻打南京的是参谋次长多田骏，而抱积极态度的则是第一部长下村定。多田次长认为：“不能扩大战争范围，连这个苏州、嘉兴一线不都太超前了吗？”而下村第一部长则积极认为应该速战速决。

    事实上此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之中还有一种声音是在进攻南京的同时，在中国广东地区投入兵力，展开两栖突击，以便与南京作战遥相呼应，从而在根本上打击中国政府。但是下村对这份计划根本没有兴趣，甚至他在河边虎四郎去上海之前，就一直对所谓的“作充分准备”不太积极，他的打算是“划定一定范围，将兵力集中一下，就进攻南京”。

    所以其实河边虎四郎去上海之前，其调查的最终结论便已经在参谋本部第一部内达成了共识。毕竟战况，下村比谁都心知肚明。在他的手边，早已拟订了华中方面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开始攻击南京的时间表已经定在了昭和十三年（公元1938年）的一月中旬，但是多田骏老成持重的意见却也不能置之不理。于是参谋本部方面决定等待河边虎四郎返回东京，并听取其报告后，再商讨南京问题。而中央省部方面则干脆不对接下来的战事发展作任何处置。

    同一天华中方面军兼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这个阴转小雨的日子里回到上海派遣军司令部，这一天上海派遣军方面的战况和天气一样不佳：“进攻常熟附近敌军阵地的行动不能如愿，证明今后对该阵地发动强攻也是极为困难的；昨天已经命令第11师团，如果可能的话，派出一支有力的队伍利用民船渡过昆城湖，从常熟南部地区登陆后，即从敌军背后发动攻击，这个作战方案已经研究好了，不过这个方案需要不断使用所有的渡河器材和一部分中国人的民船。部队是由接替阵亡了的浅间义雄出任步兵第22旅团所属步43联队长一职的花谷正大佐指挥的两个步兵大队和1个炮兵中队组成，预定明天傍晚出发，利用水路向常熟南部约两公里的莫城镇附近推进。”

    虽然参谋们竭力强调“如果这次行动成功的话，常熟周围的进攻就容易得多”，但是松井石根还是很不乐观。不过唯一让他感到一丝庆幸的是随着全军追击行动的进展，给养供应可以利用苏州河、浏河、白茆河、浒浦河。现在主要运输都是通过水运，也有一部分利用陆运，不过估计基本能够达到目的。因为太仓一带的中国大米出产最多，就算是暂时粮食的给养运不到，部队也可以通过掠夺来获得，所以不用担心粮食问题。第9师团在击溃了杨家巷、唯亭镇一带的小股中国军队后，已经推进到了陆泾桥附近的中国守军阵地。而就在松井石根还为前线苦恼不已的时候，一列将日本国家的命运捆绑于其上的战车却在东京缓慢地发动起来。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日本政府其实也自感国策始终没有坚定统一的方案，政策有分散之嫌，迫切需要加以统一。而此时，日本政府为了适应时局的进展，作为加强内阁的措施，决定设置内阁参议，并经枢密院批准，于10月15日公布了临时内阁参议官制，设立了临时内阁参议，参与筹划有关中国事变的国务，任命了宇恒、荒木贞夫、安保、末次等退役大将，与町田忠治、前田米藏、秋田清、乡诚之助、池田成彬、松冈洋佑等文官一起为内阁参政。随后由于中国战场的进展，迫切需要日本设置更为有力的统一国策机关，又于10月25日根据《为实行国家总动员计划》的敕令，公布了企划院的官制，设立了直属于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