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说道：“孟潇兄，你有恙在身，但南京守卫一事，事关重大，找别人我不放心。要么你留下，要么我留下。”于是唐生智只能说：“你怎么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罢了。”听到唐生智如此表态，蒋介石立即问道：“孟潇你看把握怎么样？”而唐生智此时只回答说：“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虽然唐生智如此这样说，可是他却没有一丝能够守住南京的决心，只不过唐生智自己认为自从“九一八”事变回到南京后，自己始终是主张抗日的，同时，担任的工作也是筹划对日作战的工作。而“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唐生智又被委以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兼军法总监的职务，故而他认为自己不能违抗命令，不守南京。加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这样来将他的军，唐生智也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11月17日，军事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军政部长、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作战厅厅长刘斐等人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唐生智，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部副监、南京卫戍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军令部副部长王俊等一众高层幕僚。会议刚开始，蒋介石便首先说道：“在过去的四天里，经过连日来的思考，自己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南京是必须派兵守卫的。”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观点，身为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兼军法总监的唐生智表示了赞同，随后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在国人心中的重要性，对国际视听影响很大。如果轻易放弃南京，则有碍国际观瞻。”对于唐生智的这番观点，作战厅厅长刘斐很是不以为然，刘斐作为分管作战事务的高级幕僚，对一线战局可谓是洞若观火，自从11月初日军登陆杭州湾以来，整个最高统帅部就臭棋连出。

    军事委员会最初想把部队向原阵地后方稍撤，同时把右翼即原中央兵团撤退到青浦、白鹤港一线，结果也站不稳脚跟。于是左翼兵团又不能不连带着一起，向吴福线既设阵地转进，加之受到敌机动性较强的陆海空军立体追击，部队已经溃散，原来就已经混乱的部队更不好掌握。加之既设阵地上既没有设留守部队和向导人员，也没有工事位置图，部队转进到来之后，找不到工事位置，找到了工事位置又没有打开工事的钥匙，以至于在敌跟踪追击的情况下，没有占领阵地的余裕时间。因此，混乱的中国军队在吴福线上还没有站稳脚时，日军已经从吴福线的两侧平望、浒浦进行威胁，部队只好继续向锡澄线既设阵地撤退。

    从不过短短十日的撤退情况来看，守御南京，几乎就是一场毫无胜算的赌博。在溃兵如潮的慌乱撤退中，筹建多年的吴福防线都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日军前进的作用，这个时候要想在南京这个防御死地来打一场守城战，完全就是儿戏。第一次高级幕僚会议时，刘斐就指出“淞沪会战后期没有能够贯彻统帅部制定的持久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的战略精神，没有适时调整战线，保存部队的有生力量，以至于撤退溃乱”。

    对于南京的防守问题，刘斐则认为，日军会利用它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海空军和重装备，沿着长江和沪宁、宁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前进，机动性大，后方联络线也很便利，而南京则是背水死地，日军可以从江面上使用海军封锁和炮击，或者迂回进攻芜湖，切断后方交通线，然后海陆空军立体进攻，则南京必定失守。

    同时刘斐还建议说：“我军在淞沪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经过混乱的长途退却，已无战斗力，非在远后方经过相当长期的补充整训，不能恢复战斗能力。基于我军当前的战斗任务是为了贯彻坚持抗日方针，应该避免在初期被敌人强迫决战。故应以机动灵活的迟滞作战掩护后方部队的整补以及进一步实施全国总动员，争取在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