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回复，陶德曼认为要求日本恢复战前状态是不现实的，而如继续对日作战，共产党就会在中国得势，这对南京国民政府来说，无异于是自杀。故而他希望“中国政府接受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教训，同时应该接受日本的条件，不要等到已经无法改变的时候，才来考虑和平”。

    陪同会晤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向在座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表示：“淞沪战局严重……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对于德国人的这些建议，蒋介石明确表示拒绝接受。

    之所以蒋介石会拒绝，一来是他不想背负上“割土弃疆”的千古骂名，二来也与国民政府的军事方略有关。早在8月7日，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决议全面抗战之时，便决策了“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非以打垮敌人为目标、而以拖垮敌人为目的”的持久战总战略。之后又在第一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上，确立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原则，即全面抗战重在赢得时间，消耗敌人，粉碎敌人“三月灭亡中国”的狂梦，促成西南持久抗战基地的形成和巩固。

    而之前，最高军事委员会将国军一部集中华北，于平汉、津浦、平绥三线实行节节抵抗，以拖住日军于华北的兵力；又将精锐主力集中于华东，采取攻势，造成在上海战场进行决战的态势，诱使并逼迫日军改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战略，使其不能迅速劫夺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并沿京汉、津浦两线切割战场，直至由西向东以逼歼中国军队主力。

    对于淞沪会战失利所引起的主力尽折、战火燃烧向金陵古都、迫使国府西迁的严重后果，坊间有两种大相径庭的评判：一者认为，中国军队在淞沪决战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因为随着战事的升级国军最精锐的部队都被牵制滞留在上海作战，不能调移到别处去，而日方则按照计划，继续在华北各地进攻，并有迅速的胜利，淞沪会战后期，国军又溃不成军，故而是得不偿失，以致人地皆失。

    而另一方则认为，不如此不能调动日军，不能打破敌之既定部署。据悉，日军很可能从山西渡过黄河，深入陕甘。循蒙古侵宋的旧路，先犯川康，继攻黔、滇、桂、湘，再迂回顺长江而下，形成包抄之势。那样一来，对于持久抗战是非常不利的。故而从淞沪发动战事，吸引日军到东南沿海来，对于阻挡日军从西北深入，有极大的作用，进而迫使日军不得不变更战略而侧重沪战。

    上海这座被称作是“冒险家乐园”、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大都市，除了是江浙财团支持下的国民党政权的经济、文化中心之外，而且是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主要所在地。考虑到这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认为在上海作战可以影响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可以引起国际舆论及列强对日本此番行为的干涉，也就是所谓的“国际观瞻”所在。

    然而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国民政府都显然太过于忽略列强所持的“绥靖政策”了，甚至可以这样说，对列强抱有着太大的期望，而这种期望值已经大大超过列强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投资。在权衡得失之后，列强们显然因为资本值的缘故，而无情地抛弃了中国。

    尽管由于寄希望于国际干涉，且指挥朝令夕改，形成了淞沪前线屡次出现部队指挥调度混乱的局面，但不管怎么样，三个月的淞沪战局为政府、院校、工业设备和各类物资向西南大后方实施转移赢得了时间。至于“顾虑日军立即沿平汉路南下，所以一面在北方给敌侧后威胁以分散其兵力，一面将本军主力集中于华东地区强迫对方将主攻方向由南北轴心改为东西轴心”是否正确，至少在1937年，谁都看不出。

    但不管怎么样，对于中日双方来说“陶德曼调停”的确没有能够起到任何作用，唯一对于日本来说它所起的作用便是在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