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会战进行到战略态势转移的关键时刻，日本第10军已在杭州湾登陆。蒋介石询问前敌总指挥陈诚如何处置，陈诚建议“后撤部队，调整战线”时，蒋介石以“能战方能谈和，现在德国正在进行调停，淞沪战场上的部队如果再多支持几天，在国际观瞻上、在中日谈判上都有利”为由，没有接受陈诚的建议，并强调“不准撤退”，指示一定要“再支持三日”，并于11月7日在回答记者时宣称：“在国际公约不发生效力，正义公理未能伸张之时，唯有对侵略我国之敌人，坚忍抗战，贯彻到底。”

    而此时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已处于即将被包围的危境，蒋介石仍决定坚守不退，希望“九国公约”会议“对日本采取一种如年前国际联盟对意（大利）侵阿比西尼亚一样的惩罚行动”。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几次建议下令后撤，但蒋介石坚持不允，前线官兵又苦撑两三日，实在疲惫不堪，白崇禧再度献言撤退，蒋介石仍不允。全线又勉强支持一二日，时国军阵容已乱，白崇禧知事急，乃向蒋介石报告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之后，这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那时已经形成了溃败。最终一场本可有组织的撤退因为命令下达太晚，局势逆转，而演化成全军溃败的局面。

    这期盼列强干预的结果就是右翼军总指挥张发奎所说：“从整个战略上着眼，敌人强渡苏州河后，退却已是无可疑义而不能再迟延的事……当时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来到我的指挥部，他亦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最高统帅部却仍迟迟未决，等情况已到了最危急之际，才于9日下达退却命令……当我接到命令时，部队已陷入极度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亦已很难掌握其部队了。因而演成了最后一幕可避免而终不能避免的大悲剧。”

    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所说的：“我军退守苏州河时，全般态势愈形不利。委员长等于10月28日，亲临苏州指示作战机宜……11月5日，日军以有力部队，突由金山卫一带登陆，企图抄袭松江、青浦、安亭，堵截京沪、沪杭两路交通，同时苏州河南岸阵地亦被日军突破，我军以腹背受胁，又缺精锐之生力军可资使用，乃不得不于11月8日夜开始向嘉兴、苏州一带撤退……部队单位既多，沿途拥塞，加以飞机轰炸扫射，死伤不少，秩序混乱，部队大都失去掌握。”

    所谓的“德国调停”其实早已注定不会有任何意义，因为就在11月6日，德、意、日三国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订了《防共协定》从而形成了轴心国三强的联合，而这也使得德国在中日战争的态度上又向日本方面倾斜了一大步，这种立场本就不中立的调停何来任何意义？

    于是在11月8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拜访广田外交大臣，并传达了第一次调停的结果：“中国表示假如日本愿意恢复战前原状，只能答应进行谈判。对某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但这也是恢复原状以后的事。和约的缔结，必须成为将来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中国现在正在和布鲁塞尔会议上审议的各国进行合作，所以不能正式承认收到了日本的要求。”之后，所谓的“调停”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刘斐等国民政府的军事指挥层很清楚正是由于蒋介石之前的错误决定，才导致淞沪战场上几十万部队的大溃败，可是现如今蒋介石又想再自作主张地困守南京孤城。日军自淞沪展开追击西进，并威胁南京以来，国民政府决计迁都，长期抗战，粉碎日寇迫订城下之盟的妄念。甚至蒋介石自己也认为“抗倭最后地区与基本线在粤汉、平汉两路以西……抗倭之最大困难，当在最后五分钟……决心迁都于重庆”。

    但是此时他却又在“南京是战是守”这一问题上与军事幕僚们意见不一。高级将领中普遍反对固守南京，甚至刘斐、白崇禧都明确表示，不应在南京作没有军略价值之牺牲，白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