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国防费用在和平时期要少，行政费用在任何时候都要少。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斯大林的像，我们挂。一九五○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5]。对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要顾全整个社会主义的利益。还有两处势力范围，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使那些迷信他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当接受，不好的应当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比较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16]，群众性的对我们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17]、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18]。资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之前是进步的，到社会主义时则是反动的。在苏联的总人口中，俄罗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多，少数民族占将近百分之五十，而在中国的总人口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所以中国不能像苏联那样搞加盟共和国。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真洋鬼子”不许革命。党的七大[19]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建立新中国。抗日时期我们同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20]，王明提六大纲领[21]。按照王明的做法，即斯大林的做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革命，我们也不辩护。抗美援朝战争[22]一打，这种怀疑才消除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我们讲这个问题，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像又不是真革命了。这个讲话发表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杜勒斯[23]说要看一看。讲话是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他就看到了，并在二十三日作出结论，说是“中国要自由化”。当时苏联给了我们一个“备忘录”，怕我们向右转。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半个月后杜勒斯说: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总之，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中国的各个省也如此。

    三

    各省、市、自治区要每两个月开一次会，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会，检查总结一次工作。协作区[24]也要两三个月开一次会。今年要抓紧，因为是群众运动，两个月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调整生产节奏。工业要有生产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