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辖三级法官，为朝野臣民宣法，并随时回答种种律法疑难；其三，筹划修法立制，法令需要修订，抑或在扩张的新领土要推行新法，都须得廷尉府事先筹划；其四，领衔执法六署（廷尉府、司寇府、宪盗署、国正监、御史署、刑徒署），会商行法涉法之国策方略。

    秦国凡事皆有法式，政事与国计民生之谋划，无不与律法有涉。举凡商市税金、关卡盘查、农田赋税、河渠浇灌、工程徭役、奖惩查处、军功查核等等等等，凡有疑难纠纷不能解者，最高的仲裁便是廷尉府会同六署会商，再报国君决断。事实上，秦国执法事务繁剧，秦王极少能亲自决断涉法事务，除非事涉根本又有争议，其余法事无不由廷尉府主持决断。实际上就是说，在秦国，只要廷尉府不停止运转，任何官署瘫痪都不足以影响邦国政事与庶民生计的常态。如此廷尉府，与山东六国的执法署不可同日而语。李斯纵然是法家名士，不入秦国，也是无法想象的。此前，虽然李斯已经职任长史多年，长期参与了庙堂谋划，被秦国朝野视为“用事”要员；然则，就功业与地位而言，那时的李斯还没有真正步入重臣之列。毕竟，长史虽能与闻中枢机密，然爵位却相对低下，在文官爵次中仅是略高于六百石的中爵。更大的不同是，对于国家大政而言，长史永远都是谋划之功，而不是重臣的治事之功。此间分际，犹如知兵名家入军，做军师还是做大将军，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六国已灭，李斯已经清晰地看到了泱泱华夏面临的重大抉择。

    首先，依秦王嬴政的强毅秉性与超凡胆略，以及万事力求创新的为政之风，绝不会在一统天下之后走老路，满足于做一个诸侯朝贡的周天子。其次，天下潮流与天下民心，也不容中国再复辟三代旧制，再重演周而复始的诸侯分治刀兵四起的“无主”局面。再则，多年来与秦王及一班决事大臣会商大事，涉及未来天下至少有一个共识是明确的：秦国必得结束数百年战乱，还华夏一个富庶昌盛和平康宁。若得如此，退回老路显然是逆潮流行事，显然是与秦国中枢君臣长期达成的共识相违背的。

    既然如此，新路何在？重新架构天下文明的宏图何在？立即就凸显出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容回避的巨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以无与伦比的才具勾勒出华夏新文明的框架，将是无可争议的万世功业，更是修法立制之廷尉府的职能权力所在。当然，这时的廷尉府，也已经不仅仅是战国之秦的廷尉府，而是一统天下的新大秦的廷尉府，是天下立制的轴心所在……每每想到此处，李斯便奋激不能自已。身为法家士子，他比商君幸运，比韩非幸运，更比申不害、慎到等无数法家名士幸运。犹如为将统兵，王翦王贲父子比武安君白起幸运，比司马错幸运，更比蒙骜一班老将幸运。王翦王贲父子力下五国，使天下结束战乱，大秦得治天下。而他李斯，则将创制一套新的华夏文明，如浩浩江河传之不朽。

    此等功业，可遇而不可求也，夫复何言！

    两年来，李斯近乎疯狂地劳作着，宵衣旰食乃至废寝忘食，全然沉浸在如山一般的卷宗如海一般的事务中。李斯极善统筹，且见事极快，于千头万绪中举纲张目正当其长。一接手廷尉府，李斯立即整肃了原班人马，将廷尉府事务分作两大摊：以廷尉府丞率原班官吏，全力行使日常执法权力；再从已灭五国的旧官吏中遴选出四十余名能事法吏，加上顿弱从齐国斡旋来的六名法吏，编成了一个近五十人的修法署，专门整理六国律法，对比秦法与六国法令之不同，最终得会商提出在天下推行新法之种种补正。

    之后，李斯立即脱身廷尉府事务，与丞相府行人署会商，从山东列国开始搜罗游学士子，尤其着意搜求当年齐国稷下学宫流散的诸家博学名士。同时，李斯又与咸阳令会商并报秦王允准，将当年吕不韦建成的文信学宫从商旅手中收回，改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