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从她家打出来的电话——那几个挂断的电话。看起来，戴顿被干掉之前想到了你。”

    “你们还找到了什么线索？”

    “我真得抽烟了，你要我去外面抽吗？”

    “当然不用。”

    “事情愈来愈古怪。”他说，“我们搜查她办公室的时候，找到一张离婚证书。看来她是一九六一年结的婚，两年后离了，改回她的本姓戴顿，之后从佛罗里达搬到里士满来。她的前夫叫威利·崔弗斯，是那种健康狂——你知道，追求全什么的健康。要命，我想不起来那个名字。”

    “全体论医学？”

    “就是这个。他还住在佛罗里达，麦尔斯堡海滩。要从他那里多问出几句话可真够难的，但我还是有一些发现。他说他和戴顿小姐分手之后还是很好的朋友，仍然继续见面。”

    “他到这里来？”

    “崔弗斯说她到佛罗里达去看他。他们聚在一起，照他的说法，是‘为了重温往日时光’。她上次去那里是十一月，感恩节前后。我也从他那里挤出了一点关于戴顿的哥哥和妹妹的事情。她妹妹比她小很多，已婚，住在西岸。哥哥是老大，五十四五岁，开杂货店的，前两年得了喉癌，把喉头给切了。”

    “等一下。”我说。

    “是啊，你知道那听起来是什么样子，听过就会知道。打电话到你办公室的那个家伙不可能是约翰·戴顿，而是另外一个为了某种原因而对珍妮弗·戴顿的验尸结果感兴趣的人。他知道得够多，能把名字说对，也知道假装从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打电话来。但他不知道真正的约翰·戴顿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不知道他的声音应该像透过机器发出来的一样。”

    “崔弗斯知道他前妻的死是他杀吗？”我问。

    “我告诉他，法医还在检查。”

    “她死的时候，他人在佛罗里达？”

    “据说是。我倒很想知道她死的时候，你那位朋友尼古拉斯·古鲁曼在哪里。”

    “他从来就不是我的朋友。”我说，“你打算用什么方式找他？”

    “我暂时不去找他。对付古鲁曼这种人只有一次机会。他多大？”

    “六十多岁吧。”我说。

    “个子大吗？”

    “我从法学院毕业后就没再见过他。”我起身拨火，“那时古鲁曼挺苗条的，可以说瘦。他的身高算中等吧。”

    马里诺什么也没说。

    “珍妮弗·戴顿重一百八十磅。”我提醒他，“从现场情况看，凶手是先勒住她，再把她抱到车上。”

    “好吧，也许古鲁曼是帮凶。你想听离谱的剧本吗？那就试试这个。古鲁曼是朗尼·华德尔的律师，那家伙活着的时候可不是手无缚鸡之力，或者该说他现在还是这样。在珍妮弗·戴顿家里发现了华德尔的指纹，也许古鲁曼的确去见了她，而且不是单独去的。”

    我瞪着炉火看。

    “对了，我没在珍妮弗·戴顿的屋子里看到可能是羽毛来源的东西。”他补充道，“你要我查的那羽毛。”

    这时，他的寻呼机响起来。他把它从腰带上拿下来，眯眼看着窄窄的屏幕。“该死。”他抱怨着走到厨房去回电话。

    “怎么回……什么？”我听到他说，“哦，老天啊，你确定？”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听上去很紧张地说，“不用麻烦了。我就站在离她十五英尺的地方。”

    马里诺闯过西卡瑞街和温莎道交叉口的红灯向东行驶。这辆白色福特汽车里小灯耀眼地闪烁，无线电中传来沙沙声，我眼前出现苏珊蜷缩在单人沙发里的模样，她把毛织品的睡袍紧紧裹在身上，抵御跟室内温度高低没有关系的一股寒意。我记得她脸上的表情像浮云一样变幻不定，眼神没有透露出任何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