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先生。在我的财务记录中，你应该拿到了一份银行本票的复印件，金额是七千三百零一十八英镑。我带了一份复印件来。”我从公文包里拿出来。

    帕特森只瞥了一眼，便请法庭书记官将其列为证据。

    “这倒很有意思。”他说，“你购买了一张银行本票，开给一个叫查尔斯·赫尔的人。这是不是你的某种天才伎俩，用来掩饰你付钱给你手下的停尸间管理人，说不定还有其他人的事实？这个叫查尔斯·赫尔的人是不是把英镑兑了美元，再转手用到别的地方去——也许是到苏珊·斯多瑞的手上？”

    “不。”我说，“而且我根本没把支票交给查尔斯·赫尔。”

    “没有？”他表情困惑，“那你把支票如何处置了？”

    “我把它交给本顿·韦斯利，他负责确定支票送到查尔斯·赫尔的手上。本顿·韦斯利——”

    他打断我的话：“你的说法愈来愈荒谬了。”

    “帕特森先生……”

    “查尔斯·赫尔是谁？”

    “我想先把刚才那句话说完。”我说。

    “查尔斯·赫尔是谁？”

    “我想听听她要说什么。”一个穿着格子布运动外套的男人说。

    “请。”帕特森冷笑着说。

    “我把那张本票交给了本顿·韦斯利。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在匡提科的行为科学小组负责嫌疑犯心理模式的建档研究。”

    一个女人怯怯地举起手来。“是那个上过报的人吗？是不是一有可怕的谋杀案发生就会找他，像甘斯维尔发生的案子一样？”

    “就是他。”我说，“他是我的同事，也是我一个朋友马克·詹姆斯最好的朋友。马克·詹姆斯也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

    “斯卡佩塔医生，让我们把话说清楚。”帕特森不耐烦地说，“马克·詹姆斯不只是你的朋友。”

    “你是在问我吗，帕特森先生？”

    “除了首席法医跟联邦调查局探员上床很明显牵涉到利益冲突，这个话题根本没有关系，所以我不会问——”

    我打断他的话：“我和马克·詹姆斯是从读法学院时开始交往的。这其中并不牵涉利益冲突，而且我想特别声明，我抗议州检察官提及我据称跟某某人上床这件事。”书记官一律记下。

    我的双手握得那么紧，指节都变白了。

    帕特森又问：“查尔斯·赫尔是谁，你又为什么给了他一笔相当于一万美元的钱？”

    我的脑海中闪现出粉红色的疤痕，眼前仿佛看见一只带着闪亮疤痕的手，残余的部分上连着两根手指。

    “他曾经是伦敦维多利亚车站的售票员。”

    “曾经是？”

    “那个星期一，二月十八号，炸弹爆炸时他正在值班……”

    没有人告诉我。那天，我整天听见新闻记者在报道个不停，却一点都不知情，直到我的电话在二月十九号的凌晨两点四十一分响起。当时是伦敦时间早晨六点四十一分，马克死了已经将近一天。本顿·韦斯利试着解释给我听，但我实在是吓得呆住了，一点都听不懂……

    “那是昨天的事，我昨天听说了。你是说又发生了同样的事？”

    “炸弹爆炸是在昨天早上的交通高峰时间，但马克的事J睁我是刚刚才知道的。我们驻伦敦的法律专员刚刚才通知我。”

    “你确定？你百分之百确定？”

    “天啊，我真的很抱歉，凯。”

    “他们已经指认出他来了？”

    “是的。”

    “你确定，我是说……”

    “凯，我在家里，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赶过去。”

    “不，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