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孩子。如果包括吉尔和伊丽莎白，我们讲的就变成一桩12条人命的案件。”他摇着头，眼神转成凝重。“不管是谁杀了这些孩子，他都不会退休的，医生，他会一直做下去，直到被抓到为止。像我们目前如此深入、广泛的调查，还依然找不到线索，那只能说是有人运气很好。”

    “运气可能开始靠向我们这边了，”艾比对他说，“阿蓝诺夫不是开着那辆林肯车的人。”

    “你确定？”马里诺问。

    “太确定了。阿蓝诺夫头发是灰色的，而且稀薄光秃。他也许有5英尺8寸高，体重应该有200磅。”

    “你是说你见到他了？”

    “没有，”她说，“他仍然在外头跑。我敲了他家的门，他的妻子让我进去。我穿着工作服、靴子，告诉她我在电力公司工作，要来检查他们的电表，我们就此聊了起来，她请我喝可乐。我进屋子后到处东张西望，看到一张全家福，便问她照片里的人是谁。那就是我看到阿蓝诺夫长相的情形。我们那天看到的男人不是他，也不是在华盛顿跟踪过我的那个。”

    “我猜不会是你把牌照号码看错了吧？”马里诺问我。

    “不会。而且如果我弄错了，”我说，“那巧合也未免太神奇了。两辆车都是1990年林肯出厂的同款车？阿蓝诺夫碰巧在我误抄一个车牌号码时，刚好也在威廉斯堡和潮水镇地区旅行，而且刚好就是我抄录下的车牌的主人？”

    “看来阿蓝诺夫和我得要好好谈一谈了。”马里诺说。

    马里诺在那个星期中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来，开宗明义地说：“你坐着吗？”

    “你跟阿蓝诺夫谈过了？”

    “答对了。他星期一离开罗诺克，那是2月10号，然后到丹佛、彼得斯堡，以及里士满。12号星期三，他在潮水镇，然后开始变得很不寻常。他必须在13号星期四抵达波士顿，就是你和艾比在威廉斯堡的那个晚上。所以12号星期三，阿蓝诺夫把他的车子停放在新港纽兹机场的停车场。他从那里飞到波士顿，在那里待了一个礼拜，租了一辆车到处跑。一直到昨天早上才回到新港纽兹，取回他的车回家去。”

    “你是在说他把车子停在长期停车区时，有人偷了他的汽车牌照，然后又送回去？”我问。

    “除非阿蓝诺夫说谎，我找不到支持的证据，没有其他的解释了，医生。”

    “当他回到他的车子上时，他是否注意到什么不对的地方，让他猜疑有人对他的车子动了手脚？”

    “没有。我们到他的车库看过。前后两个车牌都在，螺丝拧得很紧、很牢。车牌跟车子其他部分一样肮脏，而且有污点，也许那不代表什么。我没采到任何指纹，但不管是谁曾借用过那牌照，他也许戴着手套，那可能是造成污点的原因。没有任何工具撬动的痕迹。”

    “在停车场上，那辆车停放在显眼的地方吗？”

    “阿蓝诺夫说他停在大约中间的地方，当时停车场几乎是满的。”

    “如果他的车子停放在那里好几天，没有挂上牌照，安全人员或什么人应该会注意到的。”我说。

    “不一定。人们观察力通常没有那么好。当人们把他们的交通工具停放在机场，或是旅游回来取车时，盘据在他们脑海中的可能只有运搬行李，赶上班机，或急着回家。即使有人注意到了，也不太可能会向警卫报告。警卫反正也不能做什么，除非失主回来，然后那会是失主的决定，看是不是要报案。至于真正偷牌照的小偷，你可以在午夜后到机场去，那时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如果是我，我会若无其事地走进停车场，就像是我要去取我的车，5分钟后，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往外面走，而公事包里已经装有一组牌照。”

    “而你认为情形就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