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着头，掏着烟包的手在微微颤抖。

    老九的感情好象很脆弱，颤着声问：“老人家，你为什么老躲我们？”

    老汉迟迟疑疑地说：“我怕给你们惹麻烦！”

    “咋哩？”老八问。

    “我不能和你们在一搭！”老汉声音低了，手颤得把烟沫儿抖落到地上。

    “为什么？”老九问。

    “我是敌人——地主分子！”老汉终于说。

    “啊！”老九不由地一惊，实在料想不到啊！看看老八，胖胖的脸上也满是惊慌和疑虑，半天对不上话来。

    “要是好事的人反映到你们单位，会给你俩惹麻烦！”老汉委婉地说，“你们也是被难之人……”

    可怜的李玉，在这种场合下，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地主分子，这是敌人，一点不含糊，尽管他目前被当作臭知识分子整得要死不活，可这点阶级觉悟还是有的。

    老八说话的警惕性也明显地提高了：“唔！难道让你在这儿垒石坝，是改造呀！”末了，他随随便便问：“几年了？”

    “十年！整整十年！”老汉反倒抬起头来，一扫畏怯的神色，“自打我和社员把这条河堤修起来，围进了五百多亩滩地，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我就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成了人民的罪人！”

    “那你以前——”老九急忙问。

    “我打土改到‘社教’，干部没离身，农会主任，农业社社长，大队党支书！”老汉说，“社教运动一完，给我订了地主分子。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家十四五亩地，我爸得绞肠痧死了以后，我爷七十多了，做不了活儿，我妈引着我姊妹兄弟五个，我顶大，十四岁，跟着我妈做庄稼。大忙时，雇上几个‘麦客’割麦，就这，说我雇工剥削……”

    老九忍不住问：“你为啥不向上级反映？”

    “反映过，不顶啥！”老汉说，“反映到哪，材料原路退回来。反映一回，挨一回斗争：不服法管！翻案！差点进了砖瓦窑（监狱）！”

    “你，可是苦了！”老八失去了警惕性儿，同情地说。

    “我吃苦，没啥！连累的亲戚朋友……”老汉难受地说，“我女人一气之下，起不了床，没出一年，死咧！大儿子刚订下个媳妇，人家退婚了。娃三十多岁了，还寻不下个人。掏一千多块钱从山里办了个人，回来没过半年又跑咧！二儿子一看他哥的光景，好坏进了人家的门……我，唉……”老汉说不下去了。

    李玉和老八，陷入深深的沉默里。

    哗哗哗的大雨，猛烈地冲刷着白杨和柳树浓密的叶子，啪啪直响，稻田和玉米林里蒙蒙一片白雾，发出巨大的又像是遥远的海潮一般的轰鸣。

    “我不是地主分子！我是共产党员！”老汉说着，从木墩上立起，神情庄重极了。他走到小炕边，从炕头上的土窑窝里取出一个小木匣，抱在怀里。

    老九和老八看见，这是一只十分粗糙的木匣，木板是用斧子劈出来的，根本未用创子推光。匣盖上，画着一个象征着镰刀和锤子的拙笨的图案，染着淡淡的红色。两人疑惑不解。

    “这是我的党费！”老汉慢慢拉开匣盖，露出一扎捆得整整齐齐的人民币和一堆硬币，“夏天，我在柳林里拾蝉壳儿，到小镇药铺里卖了，月月按时交。”

    老九一把抱过那只小木匣，眼泪哗地一下涌出来，一滴一滴，滴在那一捆纸币上和一摞摞硬币上。

    老八双手紧紧抓住老汉粗硬的手掌，胖胖的脸上抽搐着，眼泪也流下来了。

    老汉却不哭，一字一板，从那长满短胡须的嘴里迸出深沉的话来：“我自解放见了党，就跟党走，听党的话！党叫搞互助组咱带头互助；党叫办农业社咱就办农业社，我把瓦房腾出来给社里作饲养室；党叫大办农业，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