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正因为我们所知甚少，才使我们能够正视这种前景。相反，当时却很少有人能够想到所有人类的生命、甚而所有生命会有可能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我们常常在神学的传说和科学的幻想中看到，世间的一切都毁灭了，唯独人类获得了生机。这是一种愚昧的乐观主义，有如我曾经把自己比作～辆卡车，当我被人驾驶着突然面临毁灭性的灾难之际，作为卡车的我首先想的却是司机的儿女立即将成为孤儿，我喃喃自语：“我将照看他们的生活。”

    这种乐观主义在给我们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危险。如果单单表现在一个能够体现我们对个人的关心日益增长的孩子身上，这种乐观主义也许能够使整个世界生辉。但是表现在总是在活跃的火山口重建家园的整个社会的成员身上，这种乐观主义却可能导致世界性的灾难。我们所寻求的，正是在个人的乐观和群体的顽固盲目之间建立平衡。获致这种平衡的途径之一，或许是发现那些在他们自己的个体和群体历史上对于乐观主义具有某种超人禀赋的人。然后，我们提供给他们观察和预测的工具，让他们为新建城市而重新选址，不再将目光盯住早已为人所熟悉的活火山的山坡上。而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我认为，我们所以能够站在人类历史交替演化的台阶之上，去洞悉以往所有伟大的文明，只是因为我们对过去了解甚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空白：高大的墙垣早已成为废墟，我们对曾在那里栖身的人们的生活一无所知；我们无法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唱给婴儿们听的歌谣；而那些从未被人提及的贫穷与被压迫者的生活更是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正因为如此，人类的想象才能够描绘历史曾经有过的幻想和绝望。然而历史有如科学，缺乏细节的宏大规划会根本动摇人们的信仰与信任。就象达尔文的进化论刚刚提出，尚缺乏严密论证时，只能激起信奉上帝者的愤怒和证实不信上帝者“弱肉强食”的社会理论。

    对海底生物的探查发现，热带海洋中许多色彩鲜明的生物都群居于特殊的小生境中，而那些未经特殊分化的生物却能够随意地改变栖息地。象这类对生物的生存机制所进行的每一次详致的考察，都消蚀着我们起初对适者生存观点过分敏感的反应。比如，在我们科学地研究了旅鼠（生活在北极的一种动物。译者注）和兔子之后，就能够明白这类动物的死亡本能，不过是它们体内的酶系统对食物多寡情况作出的自然反应。

    每一种有关世界的看法一旦以粗鄙而夸大的理论形态出现，都会使我们误入歧途。比如，我们曾经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弱内强食的自然现象的翻版，把人类看成是人们能够随意操纵的机器，甚至把人本身看成是和机器一样的、能够迅速大批复制的东西。但是，今天随着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新的工具和较好的观察、分析方法的运用，已经改变了以往那些粗鄙盲目的观点，消除了由于对新生的复杂事物过分敏感而带来的绝望。

    人类的合适行为将不再根据某一因素或某些因素的随意的多方解释来鉴定，说什么失去的将由获得而保持平衡，而获得同时又必然意味着整个体系中某些方面的失去。这种随意的多方解释现象到处可见：比如，付出地力枯竭、河流污染的代价，谷物就会丰收；而在社会经济方面，一国的经济发展必然意味着他国的经济损失。代替那种单一的孤立机体或细胞模式，我们可以运用一种生物模式，特别是一种生态模式——这种模式的基础是许多生物共同生活于某个单一环境而构成的复杂系统。在这一模式中，同一系统内一部分的收获也是另一部分的收获。寄生物和寄主互为依存，当内部的平衡受到破坏，必须有一新的适应时，变化就发生了。我们可以用反熵状态代替传统的得与失的计算，信息的集中反而改变了分散的趋势。如果人类一方面利用另一方面却摒弃先前的科学洞悉，那么他也会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