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同样的道路。也就是说，人类对他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愈加理解，反倒愈加可能成为自然的奴隶。

    所有这些变化，从粗鄙和天然的悲观主义措辞、概念到那些仍然有着广阔前景的改革、觉醒和救助，都来自于新颖而切实的研究。借助于数学、电学以及一般技术所能造就的工具，人们可以更加精确地探查万事万物，探查我们至今仍然视为当然如此的或视为属于一个更大的系统而没有自己内在特征的那些事物的尺度和构成。对整个自然特征的每一次科学发现都为人类开辟了新的希望远景。

    基于这一信念，我将考察我们目今对文化的理解，而这一文化奠基于原始社会的范型之上。这一范型在历史上曾一度颇有成效，现在也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二次大战后的25年间，这一范型不仅范围愈加扩大，而且特征愈加无法区分。今天，在人类学家对原始民族进行的现场调查中得出的文化概念和他们的著作中为当代科学思想所采用的概念之间几乎毫无相似之处。从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欲图了解的观点出发，不论将“文化”标定为一种“中介变量”（通过给圣胡安和纽约的波多黎各人作相同的心理测验即可将其轻易取消），还是将“文化”当成一种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都可以把原始文化范型制定为粗陋的、宿命论的和减化型的。

    10年以前，在我撰写《文化进化的连续性》一书时，我曾试图对文化学习的概念加以确定。我仔细分析了并存于今日的各种不同的学习方法，从这里能够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追溯到人类能够跨越时空限制运用语言和文字描述事物、储存信息、并进而能够运用摄影和录音设备为未来的分析储存原始资料之前的情形。

    在这本书中，我也将运用相同的资料，去分析并存于当代的、具有不同的复杂性的现行文化。但是，我将强调史前文化、有史时期的文化和二次大战后的当代文化之间的基本差异，即强调文化的间断性。

    除了论述的重点从鲜明的连续性转为鲜明的间断性之外，本书和《文化进化的连续性》一书所讨论的内容还有一点不同。这里，我不涉及那些由推论得知的早期人类的行为模式，我只讨论当代尚存的、能让我们进行实际观察和记录的原始民族的行为模式。今天，由于我们对此缺乏客观真实的理解，酿就了许多悲观而且有害的思想；而那种欲图恢复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洪荒之际行为的不当企图，更是严重阻碍了我们对业已落伍的当代文化予以成功地改造。凭着我们现有的观察和对鸟类鱼类及灵长类动物行为的并不全面的理解，将从中得出的模式应用于解释人类行为、尤其是我们至今仍所知尚少的早期人类行为，无疑是轻率而不成熟的，但人们却这样做了。结果形成了诸如习性當家如洛伦茨（Lorenz）和戏剧家阿德里（Ardrey）等人那样的有关人类侵犯的理论，这种理论鼓吹人类先天地具有兽性，与此相反的是阿什利·蒙塔古（Asague ）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与其说这些迥然相异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不如说它们往往给我们带来困惑。因此，我将单单研究仍富生命力的当代文化，而我论及过去的文化时，则往往是推测性的，并无规律性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