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的。所以，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还是企业，“边远”地区，要留住人才，就必须不断在人才价格(工资)与价值(待遇，包括非物质因素)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这个平衡点的出现，就是“人才利润平均率”的实现。

    不幸的是，在中国这个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社会里，社会各阶层都处在急剧的变革与转型中，变革与转型，本质上就是调节其与社会各方面相关的不合理的利益关系，“资本利润平均率”首先还没有形成，官商垄断和权力寻租造成巨大的不公平现象。而在人才领域，人才价值衡量体系的不对称现象就更加严重。换言之，“人才利润不平均率”在中国是一个客观现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社会各界心态不平衡的根源。

    这个现象的存在，也许是暂时的。但对于今日的奋斗者们，它的现实存在却是颠覆性的。因为它颠覆了人们从事自己想做的工作的心态平衡，使得本来就倍受社会不公平之压的中国知识分子，痛感市场居然也如此不公平。

    这是一个不同体制并存、不同价值共生、不同思想共鸣的时代。体制、价值和思想的不同，导致了人才共同价值的不均等。全国各地许多民办学校里，老师上一天课的报酬，往往可能超过官办学校老师一个月的工资；许多脱离了政府或官办机构而进入企业、私营企业、外企的踏浪赶海的勇敢者，一个月的收入，每每可能超过传统雇主那里一年的薪水！

    在这个多种经济形式、多种雇佣关系并存的中国，“人才利润不平均率”，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刺激和摇晃着许多本来心安理得、风平浪静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使得他们在简单的算术面前，失去了心理的平衡！

    80年代嘲笑别人“下海”呛水的枯干的笑声，还没有从耳边消失，21世纪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时代崛起的一代新人，已经带着惊人的财富远航归来！呜——呜——呜，这是财富的呼叫，这是价值的凯歌，这是地位的荣耀——呜、呜、呜——很多人，居然把胜利的号角，吹到了国家政府最高殿堂里，作为新兴社会阶层的代表，在政协人大会议上，和党和国家领导人平起平坐，举杯相庆，共商大计，成为这个新时代的一代天骄！

    一个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他的选择其实是不多的——无非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在五百元月薪离家近和六百月薪离家远之间“困难”地徘徊。但一个从事复杂劳动的知识型雇员就不一样，他在一个地方可能只值一个月一千人民币，但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就会值一万人民币。人才价值，也就是人才利润，一夜之间能够普遍升值十倍甚至更高。

    学术、政府和企业，知识分子就业的三大领域，存在着惊人的人才利润失衡：政府机构薪水最薄、待遇最差，但权力、特权和显赫的地位，使许多人欲罢不能；学术科研机构，虽然工资总是那么低，但是有充足的自由时间，有相对的精神空间，也有业余创收兼职赚外快的可能，所以人们一边愤愤于外面的花花世界一边又恋恋于自己的教研室；收入最高的外企、私企或自己创建的企业，是这个时代最性感的去处、最撩人的部位、最拥挤的乐园，但是，企业的风险、经营的压力、商场的“污浊”以及金钱必然带来的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对于传统知识分子的传统价值观念、人格心理、素质组合往往又形成生硬而疼痛的挑战。

    中国政府正在提高它的雇员的工资。大学教授的待遇不如一个补习班老师的情况，中国大学也不想继续下去。当先进生产力已经进入了中国教育的某些领域，并且在人才利益报酬上显示其强大功能的时候，我们的大学，将不得不在变化的路上，找到一个既能留住世界一流人才，又不至于导致大学破产的薪酬和待遇制度：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向全球求贤：院长工资待遇100万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