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都当了警长。他说，现在喀布尔够安全，我们回去住完全没问题。于是，纳迪尔和我骑马返回法扎巴德，然后所有人从那里坐飞机前往昆都士。

    能和家人一起回喀布尔，尤其是能和母亲一起走，真叫我高兴。我没告诉她关于穆基姆的死讯，因为我自己还没勇气相信这个事实。当不安向我袭来，我干脆就不去想它。母亲看到我回来也很高兴，虽然我们都不知道回喀布尔后会面临什么情况，但能回来已经足以让我们兴奋不已。

    到了昆都士后，我们还得坐300公里的公交车才能到喀布尔。那年7月的阿富汗，跟往年相比，温度高了许多。太阳炙烤着群山，到了中午，岩石被晒得滚烫滚烫的，手一碰就有灼伤之虞。风扬起尘土，在空中盘旋，活像微型龙卷风，冲入屋子，钻进汽车、机械装置，甚至掉进你的眼睛。我已经习惯了穿蒙面长袍，当然我依然讨厌它。尘土不顾女性端庄的穿着，依旧千方百计往蓝色布料里钻，粘在我汗津津的皮肤上，痒得不得了，我不停地扭动身子，这个小动作比以往频繁了许多。

    在法扎巴德和哥哥家之间往返的时候，至少我还能迎着微风骑马赶路，而此刻我却和家人以及几十名其他乘客挤在一辆令人窒息的公交车里前往喀布尔，这还不算，蒙面长袍内的温度叫我无法忍受。昆都士与喀布尔之间的公路是阿富汗最危险的一段，这几年来，路况已经改善了许多，但如今在上面行走依然很伤神。公路狭窄，车子经过，留下一条条车辙。沿着凹凸不平的群山，车子盘了一个又一个弯，有时一侧通向碧蓝的天空，另一侧陡然向下，经过峡谷上方突出的岩石。许多不幸的人们就是在峡谷中丧命的。周围并没有任何防护设施，每当卡车或者更大的车子，比如我们的公交车，会车时，几乎是擦身而过，中间顶多剩下几厘米，轮子都要从悬崖峭壁的边缘经过。

    我坐在上下跳跃、左右颠簸的座位上，听着车子的引擎在咆哮。司机用力换挡，偶尔按下喇叭，以发泄对路过的司机的不满。好在我要复习物理方程和公式，根本没心思去理会那么多。因为沉浸在一连串的数字中，我也没心思去理会汗流如注的后背，也无暇顾及笼罩在蒙面长袍之下的头发。

    当热浪渐渐退去，群山开始呈现淡紫色，景色变得柔和起来。你时不时还能看到牧羊人蹲在河床边和阴凉处，看着羊群吃着肥美的牧草，驴子围着野生的罂粟花嗅了又嗅。每隔几英里，就能看到苏联坦克或卡车的残骸被丢弃在路边。

    快到喀布尔的郊外时，我们已经疲惫不堪，身上湿漉漉的全是汗水，鼻子和皮肤被一层厚厚的灰尘弄得发痒。车子慢了下来，就像虫子在爬行，原来前面有一长队的车子排队前进。成百上千的汽车，前脸贴着后车的保险杠，把公路堵得水泄不通。我们只好静静地等着，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车窗透不进一丝的风，车内又热得叫人无法忍受，许多孩子哭着央求他们的母亲给水喝。

    一名男子手持AK-47步枪朝车子走来。他满脸浓密的胡须，头戴棕色帕库尔帽子，把头伸进车窗。他身穿的夏尔瓦克米兹，上面全是汗，看起来很脏。乘客们竖起耳朵听他和司机的谈话。男子对司机说，堵车是因为游击队指挥官阿卜杜勒萨布尔法里德柯西斯塔尼被任命为新政府的总理，为安全起见，首都的道路全部封锁，以便让他的车队通行。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即使苏联人还在的时候也没有因为给一个大人物让行而封锁全城。阿富汗现在掌控在游击队员手中，他们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而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平民。不错，他们确实赶走了苏联侵略者，我尊重敬佩他们的也正是这一点。但我怀疑，像他们这样毫无从政经验的人怎么能够有效地治理这个国家？最终，道路还是通畅了，我们径直入了城。到处可见刚发生过战争的痕迹毁坏的建筑、烧毁的车子。游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