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甚至流泪的作品，其性感因素隐而不露而非高声呐喊，与许多人认为无比正确的政治立场也保持着一种令人愉快的距离。“生命中我最热爱的两样东西”至少不能被说成是——引述卡萝尔-鲁门所著《赤裸裸的创造：后女权主义者诗歌》一书的结尾——“启发了有关人权的广阔议题，无论是个人与个人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那些尚能模糊地记得叶芝和艾略特、更不用说乔治-赫伯特①和罗怕特-赫里克②的诗作的人，应该能有足够的智力想起诗与“广阔议题”扯不上任何关系。把遣词造句的艺术硬拴在它们身上，便确保了艺术和社会议题均将成为恶俗。

    ①GeeHerbert，1593-1633，英国玄学派宗教诗人。

    ②RobertHerrick，159-1674，英国牧师、诗人，本-琼森的高足，“好在堪摘须及时”是其名句。

    恶俗的大学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人开始经验高等教育，可是浅尝不久，他们便发现不喜欢它。高等教育太难了，也太严肃了：拉丁语和希腊语要学好几年，而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历史中那些高贵、伟岸的英雄们看起来没什么用处，且和作为美国人的主要行为——挣钱——的“行动楷模”“没什么瓜葛”。人们发现，对逻辑和论证原理的熟悉，实际上妨碍了消遣和良好的伙伴关系，对于普遍谬误的历史，对于由迷信所操纵的社会，以及对于大众的持怀疑态度的研究似乎是不民主的，也的确是一种“精英人物统治论”。几个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发现，精确的推理与分析，以及对于他人随随便便想当然的行为加以公正无私的审视，绝不是获取“知名度”的良方。简而言之，人们很快发现，真正的教育在以行动、野心、贪欲和出人头地为内容的美国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事实上，结果恰好相反：智慧的发展只会导致一种非美国式的探究与深思熟虑的生活。

    面对这些令人沮丧的事实，美国人发明了一种经过改革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不足为奇的，一个更能和美国人的欲望合拍的体制，尤其吻合他们想要在公众面前获取成功的迫切心情，这些欲望的主要内容就是发财和过一种不受思想困扰的生活。校际体育赛事的发明，对此欲望的达成可助一臂之力；同样，一种只强调当今发生的事件以及和商业活动的技巧相适宜的新课程也是为了这一共同目的。于是，一门新的学科就被设计出来了，它的名字叫“商科”。什么历史、文学、哲学等等，都太遥远了，根本派不上什么实际用场，况且这些老；日的学科对于那些要在公立学校里任教的人来说也太吓人了。正由于这个原因，另一门新学科亦应运而生，那就是“教育学”，尽管它全然没有什么与知识相关的内容，但却可以让那些愚蠢乏味的追随者们看起来是在修习“一门学科”，而且最终会让他们拿到一张证书，以拥有教育年轻人的权力。

    结果呢，除了寥寥几家好大学与学院之外，举目皆是恶俗大学的情景。事实上，在矫饰与事实之间，很难找到比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大学中更宽的距离了。毕竟，矫饰本是恶俗之精髓。“上大学”就等于成为有文化的人，这种传统信仰很为美国人所珍视，而且盛行的平等主义导致他们虽然看重“大学学历”，却不愿通过艰苦的学习认识到一所大学的学位和另一所大学的学位之间的严格区别。可惜令美国人不安的事实是，从威廉姆斯学院、阿默赫斯特学院或史密斯学院得到的学士文凭是绝不能和从中田纳西州立大学或夏威夷太平洋学院获得的学士文凭混为一谈的。令人可笑又可悲的是，美国人竟然创建了如此众多的恶俗学院，其中大部分是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期间，目标是为了拓宽“受教育机会”的渠道。为了追寻这一目标，人们纷纷响应夸大其辞（见“恶俗语言”）的号召，将无以数计的师范学校、教师培训学校、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