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理由，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同时魏泽克还以德国政府的名义对日本警告说：“不要期望德国会赞成日本的行动……日本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会驱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

    同一天，魏泽克又在给驻日大使狄克逊的指令中说：“日本企图把他们在中国的行动解释为履行《反共产国际协定》进行反共作战，这是一种误导……协定的目的不是在第三国领土上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战……我们甚至认为日本的这种做法是违反《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因为这将妨碍中国的巩固，从而加速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蔓延，最终把中国驱入苏联怀抱。”

    而仅仅两天以后，魏泽克又在会见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时再次表明德国不支持日本对中国使用武力。而后者则代表日本政府给予了这样的回复：“如果德国不停止向中国供应军火，日本将废止《反共产国际协定》。”日本政府的这种强硬态度让德国不得不重新审量起其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定位。

    而国民政府方面，此时也在积极努力，7月21日至28日一周之内，蒋介石连续召见英、美、德、意、苏等国驻华大使，要求各国单独或联合出面调停。而鉴于德国宣布中立政策及德日间的特殊关系，中国政府最是盼望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就在7月27日，蒋介石在同陶德曼会谈的时候，着重强调希望德国同日本进行“和平词语谈话”并提出德国和日本之间，德国“是能够同他们以和平词句谈话的唯一国家”。

    当“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战争在华东江浙沪地区爆发，中日战争的扩大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德国政府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最终重新衡量了中日两国在其本国世界争霸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并重新确定了其远东政策。就在日本政府作出“惩膺暴支、组建上海派遣军”决定的次日，希特勒专门为这场远东的战争，召见外交部部长牛赖特和军事部部长布洛姆保，指示“德国要坚持与日本合作，同时又要在目前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同时还要求：只要中国支付外汇或相应地提供军工生产原料，已与中国签订合同的军火贸易就可以继续进行，当然对外界尽可能伪装，尽可能不要再接受中国方面的军事订货。

    而此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出于“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在一定限度内谋求妥协，力图避免或推迟中日战争的发生，以争取时间进行安内和提高国防能力，尔后再徐图攘外”的政策考虑，而希望国际社会给予调停。卢沟桥事变之后，虽然军事委员会开始调遣中央军嫡系北上增援，并积极展开抗战的部署，但却同时力求避免事态扩大。

    蒋介石一直以来都将希望寄托在德国的出面斡旋与国联的干预上。9月13日，国联第十八届会议开幕。在此前一天，顾维钧大使向国联秘书长约瑟·艾冯诺提交正式申诉，并请求国联援用国联章程条文，对日本采取必要的制止行动。然而英、法等列强却因为对日绥靖政策，而根本没有任何作为，因此最终国联大会既未提出任何支援中国的意见，更未涉及制裁日本，仅于10月6日通过决议，由“九国公约”会议解决中日问题，并邀请日本参加此次会议。

    但是这次布鲁塞尔会议根本没有任何作用，日本非但不接受国联的决议，而且对于比利时的邀请，也断然拒绝参加。这等于是中国对“九国公约”会议及国联的期盼完全落空。可偏偏在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时，却又给了国民政府和平的希望。这次会议上，广田外相表示：“如果一个同中国具有友好关系的大国，如德国或意大利能够劝说南京政府寻求解决冲突办法的话，日本愿意开始中日直接谈判。”

    当日狄克逊立即将广田的谈话报告给德国政府，声称“如果德国出面调停，会受到日本欢迎”。德国外交部于次日电令驻华大使陶德曼，令其转告中国政府，称：“德国政府认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