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形势来说，中日直接谈判较有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愿意作联系渠道。”于是，一场旨在调停中日两国这场根本已经无法收场的战争及两个参战国家之间矛盾的“陶德曼调停”就这样开始了。

    应该说中国政府将这场战争里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问题诉之于国联，希望列强主导下的国联能够制止日本的侵略，但却也没有将解决中日战争的全部希望完全寄托于国联。10月24日，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就以密电告知出席“九国公约”会议的代表顾维钧等人，指示对会议应持的方针为“在目前形势下，必须认识到会议无成功希望，不过应注意对各国要保持和缓态度，即对德国、意大利两国，也需和缓周旋，勿令使其难堪，并需要表示期望会议成功的愿望，中方希望能够在《九国公约》规定下谋现状的解决，此系中国政府应付原则。同时还要使各国认识到如果会议失败，则责任应由日本担负，中国应付会议的目的，是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本采取制裁办法”。

    其实刘斐等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都很清楚，这个时候仍然指望国际调停显然是很不明智的。淞沪作战后期，虽然统帅部高层不少将领及前线主官，鉴于已被日军攻占了浏河、刘行、江湾、真如等地，后方已无可以抽调的兵力增援，均有建议迅速将淞沪战场的部队有计划地逐步撤到常熟、苏州、嘉兴一线及江阴、无锡、嘉善一线进行整补，实行依托国防工事线和日军持久作战的方针。无疑，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并已获得蒋介石的批准。

    然而就在这一方案正在开始实行之际，蒋介石突然于11月1日晚22时左右，乘专车来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与白崇禧、顾祝同等人一起召集师以上将领会议。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强调：“‘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于是部队的转移计划遂中止执行。

    但是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所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日本示意德国出面调停的基本因素并不是为了和国民政府握手言和，而是另有目的。由于中国政府在9月，向国联提出了申诉，要求国联对日本采取必要行动，加之此时日本因太原会战、淞沪会战之战场僵局而被迫不断增兵中国战场，以至于非但没有能够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使得中国屈服”、“摧毁中国的中央政权”以解决中国问题，而且战局态势愈来愈朝向扩大化的趋势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