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桶和水勺，用水泥制一个导水管，从山上引来水。无论谁什么时候去上坟都很方便。连吉赛尔顿和斗湖都没有那么漂亮的日本人墓地。来山打根旅游的日本人参观日本人墓地是一个节目。阿邦六十多岁的时候挑这墓地风景最好的地方，造了自己的墓。

    她还从日本运来石材，白白的，大大的，可醒目了，旁边种了竹子，一直种到小屋门前。她下了决心不回天草，要葬于山打根，才建了那么漂亮的墓。①

    ①坪谷善四郎著《最近的南国》：这地方有二个大石塔，建在市街背后山的半腰上，从远处海面也看得见。那好像是日本人公共墓地。总之，我们看到的大石塔与风景不协调，我们几个人就爬上了陡坡。日本人墓地与华人墓地并排而建，大约二百坪左右，百余墓主多为女性。老的坟像土馒头一样插一根木标，上面的字也模糊了，其中一个最新的墓，二尺高的角形木标上写着“大日本广岛县甲奴郡吉野村字小-七十一、只宗丰、行年十九岁”此等坟墓主人都是盛开的花一样的女人，遇到热带的瘴-后相继死去。虽说是自作自受，但毕竟是同胞，对这些大和抚子我实在抱有同情之感。把这些墓一个个看过去，登上陡坡，见到最上边立着的花岗石的角塔立于双重的基石之上，方二尺，高四尺，正面写有红色的字样为无缘法界之墓，背面是木下邦建，上边一段同样的塔身上刻有法名最胜信女，侧面雕刻熊本县天草郡二江村俗名木下邦。石材全是从日本运来的。她今年六十三，积蓄财产一万元。常人早携带财产回国坐享其成地养老了，而她还居于海外，生前建了自己的墓地，下决心葬于山打根，其气魄实为雄壮。更何况在最上层的平地上建有一栋和拜堂，里边安放日本制的佛龛，有当地土著和尚头一人住其例，负责打扫共同墓地。看这个墓地的捐助人名单就可知道，出钱最多的是木下邦。由此可知，阿邦老太太确实是山打根日本人事业的创始人，而且是最具有实力的女老板。

    阿邦与阿作脾气合不来，阿邦讲排场，喜欢照顾别人，阿作正相反，出手吝啬，看见众人压不住火，所以合不来是肯定的。我跟阿作没有跟阿邦合得来。阿邦总说：“阿崎，要是和你一起过就能过到一块去。”

    由于我们三人是这种关系，阿作每逢跟阿邦说“妈妈也回天草去吧”的时候，我就说，我来照顾妈妈吧！阿作，你放心回天草去吧。让阿作放心回去。于是，阿邦就没回天草，八号馆照常营业。我每天帮助妈妈料理生活——阿作呢，回天草后好像也不大顺利，又过了几年捎信来说“还想回山打根”，妈妈称呼她不叫她小名，跟她不亲了。

    阿作回天草后，我和妈妈一起经营八号馆。阿邦是刚毅的人，她以那些男老板为竞争对手，一步也不退让。只要有人求她，她就自己掏腰包帮助别人。无论八号馆怎么挣钱，内部经济情况也是窘得不得了。有人说：“那样对谁都援助的话，阿邦可叫真有钱啊！”可实际上家里很拮据。这一点，只有共同生活的我最清楚。总之，不光是日本人，荷兰人，华人，连当地土著的麒麟人都受过她的帮助。在南洋尽是些披着羊皮的狼，像阿邦那样的人也是偶然才能遇到的。

    就那样，八号馆对我来讲就好像是天堂一样，所以我拼命地干活。正在那时，由于朋友的介绍，我成了英国人的妾。我还欠着太郎造老爷和八号馆的债，虽然应客生意很红火，但也不能给在天草的矢须吉哥哥多寄些钱。做外国人的妾可以不大量接客，拿的工钱多得多。这对我们来说算是发迹了。妈妈阿邦也劝我“还是到那英国人那里去好”。我把在八号馆挣到的存款全部交给妈妈，她又雇了两个女孩子来顶替我，我就离开了八号馆。

    我去伺候的英国人是霍姆先生，在山打根北婆罗洲公司办的海关里做事①，不知他多少岁，恐怕比我大十、二十岁，约四十岁上下。在山打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