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着灵车渐渐远去，安娜贝尔问我接下来打算干什么。我耸耸肩道：“答案或许就藏在墓地的存档里，可是要找一八七六年的记录就没那么容易了。”

    “为什么会有人把一只鸟葬在一口棺材里呢？又为什么偏偏是摩尔将军的棺材？”

    “我们现在没有答案的问题一大堆。先看看能够在档案里找到什么吧。”

    安娜贝尔回诊所去了，达尔西摩牧师和我指挥掘墓人将棺材和鸟的遗骨暂时安置在工具仓库里。然后我们开车前往斯普林·格伦墓地的办公室。在路上，他指着天叫道：“看，好个大家伙！”

    我看着那只盘旋的鸟儿，它翅膀展开少说也有六英尺。“贝利的兀鹰，”我告诉他，“也许这不是一个传说。”

    我们把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全部泡在墓地办公室，试图从故纸堆里找出一些有用的东西，那些记录有很多是歪歪扭扭的手写体，简直不忍卒读。“这里有一些关于当时那位殡仪业者的情况，”直到三小时后，达尔西摩才有所发现，“他是个很有爱国热情的公民，曾经领导过国庆节的游行呢。名字是弗雷德里克·福尔斯特。不过他在棺木从旧址移往斯普林·格伦墓地前几个月就去世了。移棺的手续在这里有一些具体的描述，死者的名字用粉笔写在每口棺木的盖子上，这样在移动全过程中，就不会出现混淆。”

    “但结果还是出问题了啊，”我指出道，“除非那只鸟在葛底斯堡就被放进了棺材……”

    “不太可能吧。那人们岂不是很容易就发现棺材的重量太轻了吗？”

    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下午都快过去了，仍然没有任何有关将军溃体的线索。

    当天夜里的战争新闻仍是噩耗连连。日本人已经攻占了关岛，并在吕宋岛登陆。安娜贝尔告诉我伯尔尼斯邀她周四再去骑马。她觉得“方舟”的事务有助手在就足够了。一并被邀请的还有我，不过我可没准备好在三天之内骑两次马。

    星期四早上醒来，我们发现地面积了一英寸厚的雪。对十二月十一日的新英格兰来说，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令我没想到的是，安娜贝尔竟打电话给伯尔尼斯确认骑马游是否如期进行。我去了自己的办公室，爱玻告诉我达尔西摩牧师打过电话，他还在翻那些早年的墓地存档，可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到。我们都无法相信，一个如弗雷德里克·福尔斯特这般的爱国者，会做出用死鸟偷换摩尔将军遗体这种行为，可偏偏除此之外又没有其他解释。我是不可能考虑人死后转世投胎变成鸟这种邪说的。

    我来到医院病房里看望我的病人，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表达了对我们夫妻因开战而推迟度蜜月的遗憾之情。不过很多病人还以为我已经走了，中午的时候，爱玻告诉我：“下午没事了，你为什么不和安娜贝尔去什么地方走走？”

    “她和伯尔尼斯出去骑马了，说不定我会开车去马场找她们。”

    气温在冰点附近徘徊，早晨的积雪丝毫没有融化。我开车来到罗森马场，发现伯尔尼斯的哥哥杰克正在清扫马厩。“她们还没回来，”他告诉我，“我还以为她们能早点呢。”

    马特·格林翠从屋子里出现，他来到我们身边说道：“刚刚我在听战争广播，不过没有什么新闻。”

    “马特，帮我一把，打扫一下这地方，”杰克说道，“不然我妹妹看到脏兮兮的马厩准发火。”

    我把视线转向科波山，搜索骑士的踪迹，结果却看到一辆小轿车沿着山路开了过来。那不是安娜贝尔或伯尔尼斯，却是弗兰克·克斯坦。我希望他不会是在墓地周围鬼鬼祟祟地窥探，但罗森马场的私家道显然也非他应该出现的地方。克斯坦比我年轻十岁左右，可他总是摆出一副“我比达尔西摩牧师和山姆·霍桑医生更适合担任墓地受托管理人”的